阿来麦家谢有顺谈文学:放逐诗人 小说家返故乡(3)——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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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麦家谢有顺谈文学:放逐诗人 小说家返故乡(3)
2009年02月02日 16:01 来源:北京晚报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作家与漂泊,一种文学的需要

  阿来:文学需要一种漂泊感

  主持人:刚才谈到了西藏和阿来的关系,我特想问一个问题,阿来你作为西藏的民间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童年、少年、青年,后来进入汉语文学的体系,构不构成一种包裹?第二个是阿坝的阿来到成都的阿来,成都的阿来显然是另外一种漂泊,这对你和你的文学性格的产生有什么影响?

  阿来:今天,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全球化,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其实在我们没有进行经济交往之前,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交流早就频繁展开了。全球化造成的结果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在自己的故乡,不在自己的民族,不在自己的国家,不在自己的文化当中生活。比如诺奖得主奈保尔,本来是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后来在英国写作成名。这种生活肯定带来严重的漂泊感,但是回到写作,人有一点漂泊感,是有正面意义的,它使你变得比较敏锐——对处境的敏锐以及对另外一种语言的敏锐。

  我觉得用汉语写作,对我来说反而有特别的敏感,因为我以前的语言不是汉语,让我用汉语写作就有一种漂泊感。

  谢有顺:漂泊感,诗人需要,小说家不需要

  谢有顺:有个流亡诗人,叫米沃什,他是从波兰流亡出去的,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波兰在我身上,他是带着祖国和故乡去行走与写作的。对诗人来说,他描述万事万物,归结点是要表达自己的胸襟和对世界的看法。小说家虽然也在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但首先是要具体描绘世界,他要塑造一个世界真实的形状,这个跟诗人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我们会知道苏东坡对西湖是什么感受,但是你不知道西湖具体多大,什么样子。这点和小说家不一样,小说家必须写到具体的眼神动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诗人在路上、在流浪中的诗作很多,就因为他追求一种漂泊感。而小说家要描绘具体的生活样子,四处漂泊对他可能就不利了。

  麦家:我的文学与地域关系不大,要说有,是化学反应,而非物理反应

  麦家:我主动要求说话,因为有顺刚才的话安慰了我,让我突然有了说话的冲动。其实我在外那么多年,回来的机会很多,但我一直不选择回来,为什么?因为我暗暗告诉自己,既然想当作家,精神上漂泊一点可能对我有好处。不过最后我还是回来了,年纪大了,受不了漂泊了。回杭州,结束了漂泊,我又有些担心,这会不会是江郎才尽的暗示?谢有顺这样一说,就等于是说,我是可以回来的。因为我不写诗,我只写小说。

  说到杭州与文学,我坦率说,这个城市包括富阳,包括我生活的村庄,和我的写作没有构成必然的关系。我的父亲是一个右派,外公是个大地主,爷爷是基督徒。我1964年出生,正好赶上“文革”,头上戴着三顶大黑帽子,特别受歧视。我11岁开始写日记,写到21岁,36本,远远超过了我小说的数量。为什么写,就因为别人瞧不起我,不跟我玩,我跟外界交流的渠道被阻断了,要找到交流出口,只有这样。写日记就是对着镜子说话,把自己的内心交出去,同时也通过写日记,把我的内心拓开。海明威曾经说过,作家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我也有同感。

  主持人:故乡就真没有给你的作品带来什么灵感吗?

  麦家:有的。《暗算》中的阿炳,有一个原型。我老家富阳一个很大的村庄,有上万人,村上有一个傻子,他甚至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喊,没什么生活自理能力,但他有一个奇特的功能,就是可以报出村里所有人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哪怕是才一两个月的孩子,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报出来。我一直想,这个人很神奇的,我如何把他写成小说。但如果就这样写,顶多就是一个奇闻轶事而已。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傻子的特异功能不是在眼睛上,而是在耳朵上。就是说,他那个本事不是用眼睛看出来的,而是靠听出来的,这样我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我就安排他有一天去为国家从事侦听工作,成为了民族英雄。这样一来,这个人就和我们有关系了,不再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人,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英雄。这就是生活和小说的关系,不是对生活作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要作化学反应。

【编辑: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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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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