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蒋介石与毛泽东会晤，人们就会想起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毛泽东欣然接受邀请，偕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的事。少有人知的是，在1942年的国共谈判中，蒋也曾向中共方面表示，说他很想与毛会晤。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未能如愿以偿。

　　1.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大门

　　1942年夏，经过前段时期严重军事、政治冲突的国共紧张关系又出现缓解。7月中旬，驻重庆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希望能同蒋介石作一次面谈。7月21日，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

　　8月14日，周恩来又一次见到蒋介石。周恩来就国共之间悬而未决的一系列遗留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听了，表示说，抗战后国共两党虽又团结合作，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难取得一致，问题之多，积重难返，非一两次谈判就能解决。他说迫切希望能与毛泽东好好谈一谈，地点可以选择在西安。

　　蒋介石要会见毛泽东，事关重大。周恩来感到既意外又突然：蒋介石惯于目空一切，动辄以“领袖”自居，他主动要会晤毛泽东，是他一贯坚持的反共立场有了变化？或是出于团结诚意，真如他所言，想通过会晤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蒋介石是不是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恩来一时搞不清蒋介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随即答复说：他将尽快向延安方面报告，一有答复即转告。

　　当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情况。周恩来分析说：蒋介石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对于如何答复蒋提出的要求，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是以林彪(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作为毛泽东的代表，赴西安见蒋；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至西安，然后让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这既体现出中共对蒋的尊重，也有助于通过进一步接触摸清蒋的真正意图。

　　2.周恩来认为时机还未到

　　毛泽东得知蒋介石要与他会晤，也认为是大事。他分析认为：国民党从1939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于1940年初和年底前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中共抱着团结忠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情况下，共产党仍忍辱负重，仅展开了对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不过分刺激国民党人，目的就在于求得和国民党改善关系。在不久前，中共发表为纪念“七七”抗战5周年宣言，重申“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宣言发表后，在大后方各界引起了积极反响，这也有助于减轻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敌视程度。蒋介石要会见中共领导人，可能是他对中共所作的一种积极回应。

　　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磋商，认为：蒋既提出要会晤，断然拒绝，显得中共缺乏团结诚意，会为蒋拒绝解决中共提出的政治悬案和加紧反共造成口实，且容易引起大后方的各界民主人士的误解，使共产党陷于被动局面。因此，毛泽东于8月19日致电周恩来，电文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周恩来觉得会晤有风险。19日复电说：“目前……虽有以政治解决趋势，但具体问题尚未谈到，且实行压迫一无减轻，而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蒋会晤似嫌过早。”周建议说：最好派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他于8月29日和9月3日先后致电周：中央已决定先派林彪见蒋谈判，根据会谈情况，再确定我去西安时间。毛特别指出：根据目前局势，“我去见蒋有益无害”。

　　周恩来决意打消毛见蒋的念头。9月5日，他复电说：见蒋时机不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局势也“非对我有利”。鉴于英、美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苏联需要对华让步，蒋介石与英、美、苏关系有了改善，他可能认为目前正是解决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好机会，甚至还会以为中共纪念“七七”宣言已表明中共向他屈服。毛如与蒋会晤，蒋还会利用这件事“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境地。

　　在电报中，周恩来还分析了蒋介石要会晤毛泽东的可能目的和出现的情况：一是“表面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是“约毛泽东来渝开参政会(毛泽东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借口留毛泽东长期驻渝，不让再回延安”。周恩来指出：“此着万不能不防”！但周恩来提议说：在林彪前来见蒋后，要注意“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采纳了这一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