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如此分析《傅雷家书》在上世纪80 年代“叫好又叫座”的根源——80 年代初期有关西方文化的书籍极少，傅雷在家书里如数家珍般的细细说来，并且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的做法，令人大开眼界，可以说《傅雷家书》是新时期以来最早出现的西方文化启蒙读物。像许多中国父亲一样，傅雷严厉甚至有些古怪、顽固，但这更显真实，有一种人性的朴实。”

　　本文回顾了《傅雷家书》的出版缘由及影响。

　　劫后遗存的家书

　　傅敏，傅雷次子，于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分配到北京女一中教英语，退休前他是北京第七中学的英语特级教师。

　　傅敏说，“父母生前十分珍视家书，父亲的每一封家书都由母亲抄录留底，哥哥傅聪的来信也由母亲编号，按内容分门别类，整理成册。当年，我在北京上大学，每逢寒暑假回家，便津津有味地读家书。”

　　但是，在灾难深重的1966 年，受尽凌辱的傅雷夫妇于9 月3 日凌晨双双愤然弃世，父母亲留给傅敏的上百封家书全部被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走或者被焚毁。1979 年退回的抄家物件中只意外地发现了由母亲誊抄的、父亲给傅敏的两封信。面对遗墨，他感慨万千。上大学之前，他天天在父母身边生活，父母对他的耳提面命，随着岁月的推移，印象毕竟逐渐淡薄了。胞兄傅聪自1954 年出国后，父母亲对他的教诲主要是通信。能完整保存父母遗泽的，也只能是家书了。

　　1979 年4 月26 日，上海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为傅雷夫妇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傅敏和傅聪出席了追悼会。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退还了许多抄家物资，傅敏对家书特别留意。遗憾的是，里面没有傅雷家书。“我跟傅聪谈起了家书，傅聪说，这些家书，他绝大部分都保存着。我顿时喜出望外。”

　　在追悼会上，傅敏见到了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作为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在建国前就与傅雷一家相交匪浅。傅敏记得，“他以前是地下党，经常来我家躲难。”时隔二十多年之后见到故人之子，楼适夷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

　　几天之后，楼适夷回北京。傅聪恰巧也乘同一班机去北京转道回英国。途中，楼适夷和傅聪相对叙旧。傅聪简单地谈了二十多年来在海外的个人经历，和今天重回中国的心态。自然，两人也谈到了傅雷夫妇。楼适夷深知，傅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还写过不少文艺和社会的评论著作，以及优美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从未收集成册。他觉得，今后不应任其散失，要设法收集、整理、编订起来，印行出版，这也是一份宝贵财富。两人在谈话中说到了多少年来，傅雷给傅聪所写的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楼适夷，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自己海外的寓居里。

　　两封家信引起巨大反响

　　关于傅雷、傅聪父子的通信情况，楼适夷记得，1957 年的春末，他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以前一样，留宿在傅雷的家里联床夜话。傅雷对他谈到了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楼适夷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楼适夷一读。

　　“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在楼适夷关于傅雷家书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他(傅雷)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在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楼适夷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傅雷被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在波兰留学的傅聪，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石西民的关照下，傅雷虽然被划成“右派”，但仍能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信关系。在飞机上得知傅聪保留着这些书信之后，身为作家和出版人的楼适夷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些书信的价值。

　　傅敏手中仅有的两封遗墨，从恋爱观、待人接物、性格培养、自我解剖到如何看待艰苦生活，树立“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的人生观，傅雷的每字每句无不震撼人心。傅敏决定让公众与他分享父亲18 年前对他的教诲。1980 年初《青年一代》杂志刊登的这两封家信，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读者从家信中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傅雷，一个“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因而纷纷要求傅敏尽多尽快地刊布他父亲的遗墨。

　　5 月，傅敏前往英国语言学院进修，住在傅聪家。利用进修的间隙，他开始整理家书。1980 年8 月，傅敏带着家书的复印件回国了。“这时，楼适夷介绍了三联书店的范用前来找我，商谈《傅雷家书》的出版事宜。”

　　“三联出这样的书，很合适”

　　范用还记得，那是1980 年前后，他与楼适夷先生同去上海。旅途中楼适夷谈起傅雷，包括他对傅聪、傅敏兄弟俩的教育培养。范用很感动，对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产生极大的兴趣。几十年前，范用还在读书出版社当学徒时，便把刚买到的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米开朗琪罗传》从头至尾抄写了一遍，对傅雷的文笔非常崇拜。阅读《约翰·克里斯朵夫》，对范用来说不仅是文学上极大的享受，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受到人道主义思想的感染。

　　于是，回北京不久，范用就到北京七中去找傅敏。时至今日，傅敏对那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当时我还住在学校，也不知道范用是个什么人物。他对我说，想把这些书信拿去出版，我听了很高兴。他走了以后，学校的同事告诉我，这个人是坐小汽车来的。我这才知道他的身份，以后就是我去找他，不敢再让他登门了。”

　　在双方同意合作之后，范用安排了一个老编辑秦人路帮傅敏一块儿整理家书。“开始的时候，我想按‘人生’、‘艺术’、‘音乐’等分门别类整理。但后来这很难，因为父亲的知识面太广了，每封信内容都很丰富，很难做清晰的划分。最后，只能按照日期先后编排。”

　　由于家书是用毛笔竖写的，使用的是繁体字，所以不能直接发排。于是，责任编辑秦人路还承担了抄录誊写的工作，一共抄了7 万字，几占初版本篇幅的一半，抄稿费是由出版社支付的。1980 年11 月24 日，秦人路写下了初读书稿的印象：主要是探讨怎样做学问、学艺术(以音乐为主)，使之精益求精；其次也提出了人类文化发展史(如宗教、艺术)方面的学术性创见，并以爱国主义基础讲怎样做正直的、有修养的、能为别人谋幸福的人。

　　编辑工作持续到翌年5 月，5 月13 日，范用写下了关于家书来历及其内容的意见：

　　傅聪第一次回国时，了解到傅雷生前写给他的长信竟然有一百四五十封，即动员他把这批书信整理发表。现在摘录编成一集，约十五万字。内容大要，请参看秦人路同志审读报告，不赘述。我仔细阅读过几遍，认为值得出版，对年轻人、老年人都有益处(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颜氏家训》最近还在印，这本家书就更值得印了。三联出这样的书，很合适。

　　工厂拒绝为《家书》发排，说“傅聪叛国”

　　不料，当《傅雷家书》发排时，工厂拒绝排版，说傅聪叛国，不能出他们父子的书。为此，出版社特意到中央音乐学院找来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傅聪回国讲学问题的批示，批示指出，傅的出走情有可原，出走后确实没有做过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出走以来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些必须充分了解和体谅。但希望傅聪能对“出走”一事在公开场合有所表态。音乐学院曾给文化部打过一个报告，说明傅聪对《中国建设》记者已表明，自己对过去的出走感到内疚，可以看做是公开场合的表态。后来，范用又去找了胡乔木，拿着胡乔木的条子到了工厂，书才开始印。条子里的内容傅敏记不全了，但是有一句话他记得很清楚，“傅雷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1981 年8 月，《傅雷家书》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当时，三联书店是人民出版社下属的编辑部)。傅敏说，在第一版里主要选了99 封家信，其中有一封是母亲朱梅馥的信。其中还包括两个音乐资料，父亲译的莫扎特音乐笔记。封面的设计者是著名画家、曾经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工艺美术家庞薰，傅雷的好友。“白底，羽毛，父亲的人头像，父亲的字。”这是傅敏最满意的封面设计之一。

　　发行不到三天，全港书店都没货了

　　《傅雷家书》初版本发行了13000 本，一年后即加印40000 册。1983 年初，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为读者举办过一个颇具规模的书展，名为《1982 年中国图书回顾展》，当时《新晚报》的报道称：“读者对某些作品，有时非常喜爱，以致一本新书放在架上不到一两天已经抢购一空。最明显的例子如《傅雷家书》，这本新书发行的数量已经比别的书多了很多，但不到三天，全港的书店都没有货了，三联在香港重印，依然畅销如故，结果一印再印，不知书店印了多少册，但此书至今依然是受欢迎的读物。”也就在这一年，家书在北京重印两次，发行数为150000 册。

　　《傅雷家书》出版后，又陆续发现和搜集到若干信件。于是，从1983 年下半年起，开始了增补本的编辑工作。与初版本相比，增补本增加了68 封家书，增补文字76000 字。增补本于1984 年发行，起印数即达250000 册，一年后，《傅雷家书》的累计印数已达60 万册。家书成为我国当时非政治类通俗读物中最畅销的图书，获得“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列为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的读物之一，1999 年，荣获中国书刊发行协会“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与此同时，三联书店还组织过几次傅雷手迹展。范用后来追述这些活动时说：“傅雷的手迹很让人吃惊，每个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很漂亮，让你肃然起敬，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所以我把他的手稿拿来，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开展览会，让大家都看看。”1984 年11 月下旬，在香港举办了“傅雷家书墨迹展”，被香港报刊称为“叫人看得发怔”的展览会。

　　1985 年6 月，在北京图书馆展出，观众踊跃，人们称赞墨迹展“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展出的傅雷家书原件，大都是傅聪从英国带回来的。另外，还展出了傅雷著译手稿及版本。

　　展出还带来意外之喜。傅敏说，傅雷在1942 年翻译的法国杜哈曼的短篇小说集《文明》，抄家时丢失，一直未能找到，连北京图书馆也没有这本书。在香港举行墨迹展时，那里一位退休了的语文教师送了一本《文明》，后在北京展出。另外，香港著名的电影、电视演员萧芳芳把自己珍藏的傅雷写给她的一封谈论书法的信，影印送给傅敏，作为展品。

　　进入21 世纪后，《傅雷家书》又有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的增补本，内容更为充实。据范用估计，三联的《傅雷家书》五版共印了116 万册，加上两个新增版本，《傅雷家书》印数已达150 万册。至于形形色色的盗版本，据说可能有200 万册。一部图书有如此长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能不说是一个出版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