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月来信”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党内军内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是毛泽东主张的最有力支持者。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此，他们是统帅和参谋长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军军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周家鼎：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要有人提供资料和咨询，除他自己搞调查研究以外，周恩来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1929年周恩来的“九月来信”，是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经过讨论，由陈毅整理出对红四军所作的指示。周恩来在信中支持毛泽东，敦促他出来工作，回到红四军，并指示陈毅，宣布这是中央的决定。

　　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九月来信”中明确的问题，成了红四军解决领导人之间分歧的重要依据，成了全军建设和作战的纲领性文件。这种组织上的安排对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对后来确立毛泽东的全党全军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张作文：“九月来信”促成了红四军在古田成功地召开了第9次代表大会，从此，红四军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后，许多重大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做出的，当然还有其他领导人的参与。或者说，有些决策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方案，毛泽东决定的；有些决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制定方案，毛泽东最后决定的。他们两人是配合得最好的。

　　周总理还时刻为毛主席着想，在具体问题上总是积极主动地多做工作，尽量减少主席的负担。记得1969年中苏边界恢复谈判时，有关部门建议由柴成文担任代表团团长，总理担心毛主席对柴成文这个名字不熟悉，不便审批这个报告。周总理就在这个名单一边加上了一段说明文字，介绍柴成文。总理突然转身对我说：“柴成文过去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他还有一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你去问一下。”

　　我立即打电话去问柴所在的单位，结果许多人也都回答说不知道柴过去还叫过什么名字。总理又想了一会儿，他说想起来了，柴成文还有一个名字叫柴军武。这样就便于毛主席在审阅时，知道柴成文就是10多年前朝鲜板门店谈判时的我方谈判代表柴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