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北平——上海的通信中，萧红的署名都是“荣子”。发表作品时，前期的笔名基本都用“悄吟”，“萧红”的笔名是1935年12月出版《生死场》时第一次使用。章海宁介绍说，因为萧军说“萧红”与“萧军”两个笔名合起来是“小小红军”的意思，多年来大家一直依据萧军的阐释来解释萧红笔名的来历。但萧红研究者叶君博士认为，这是一种过度阐释，带有浓厚的迎合政治的色彩。因为“萧军”的笔名早“萧红”一年使用，其意与红军无关，怎么与“萧红”合起来就变成“小小红军”了呢？另外，多年来萧红被“左翼”的名词包果太多，很多阐释都是从这一个维度出发，比如说萧红准备去重走长征路，写一本关于红军的故事。实际上萧红一生对政治并不热心，无党无派，虽然前期的创作有着一些左翼的色彩，但细细分析，她的作品与左翼作家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不同。萧红说作家是全人类的，作家的创作是为了扫除人类的愚昧，所以时尚作家在写作抗日墙头诗的时候，萧红在写《马伯乐》和《生死场》。她远远地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作家。

　　这次在北平，萧红和老朋友去逛了长城，看戏，看电影《茶花女》，还独自去北海坐了两个钟头，每天吃饭则到东安市场，花一角钱买碗羊肉面，再花一角钱买两个花卷或炒素菜。

　　5月9日的信中，萧红告诉萧军在北平找民房长期租住是有可能的，并已找到一处房子，只是要和人家共用一个院子，不是很方便，是否立合同需要等他来北平后再说。5月12日，萧军发出一封催促其南归的短信：“来信收到。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六月底，我们再共同去青岛。”40年后萧军注释萧红信时说：“既然我一时不能到北京去，就决定要她回上海了。在那里像一颗飘飘荡荡的‘游魂’似的，结果是不会好的。我很理解她好逞刚强的性格，主动是不愿回来的，只有我‘请’或‘命令’以至‘骗’才能回来”。

　　萧红短暂的第三次北平之旅就这样仓促地画上了句号。

　　-文并手绘地图/本报记者　谭璐

　　-萧红图片提供/章海宁

　　萧红第二次来北京，短促而神秘，梳理不清的疑点也很多。她仍然是在二龙坑西巷的旧居，住了将近一个月又不告而别。

　　陆宗舜和萧红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下，不得不从北平回到东北之后，萧红被囚禁在其伯父所居的阿城福昌号屯。当时的情景，萧红在散文《夏夜》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对她是如何逃出来的，却一直守口如瓶。流传颇广的说法是，在小婶和姑姑的帮助下，藏在一辆往哈尔滨送白菜的马车上逃了出来。

　　但据李洁吾的回忆，1931年萧红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显然和狼狈出逃的处境不相符。“这次来京，她穿了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狸子皮里的皮大衣。她还送给我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盆马蹄莲花。”不久，李洁吾又在二龙坑西巷见到了找到北京来的萧红的未婚夫。“三月末的一天，她突然到学校来找我，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问我可不可帮她想想办法？我搜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才凑了不到一元钱，就全部交给了她。我问她生活得怎样，上学的事解决了吗？她只说目前都谈不到了……拿着钱走了，没再说什么。”“没过几天，我又进城去看乃莹，谁知耿妈却说：‘小姐他们走了，您不知道吗？’”而叶君的文章中提及，原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的学生高原，来北平读书后曾到萧红的住处，聊谈中得知她的生活很贫苦，常常要拿几册书到旧书摊上卖，得些钱维持生计，每天从西单徒步去东四上学，连买电车票的钱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