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妓事之盛

　　清末民初，北京嫖赌之风日盛，不仅贩夫走卒、纨绔子弟、政府官员成了嫖客赌徒，连青年学生也沾上了嫖赌恶习。盛传当时北京前门外的酒楼妓院主要的顾客多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是社会上还沿用“大学堂”名称的北京大学。

　　喜冶游者不仅仅是青年学生，大学教授更甚。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中引蔡元培的话：“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狭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可见当时妓事之盛。

　　辜鸿铭在北大期间，好做狭邪游，课余，常与友人出入勾栏。他喜欢夺取妓女手中手帕，无论颜色为何，皆纳入怀中，常在课堂取手帕揩鼻涕，五颜六色，缤纷满案，学生匿笑，亦不顾也。辜鸿铭曾劝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先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些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评论说：“辜鸿铭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曾提出过著名的“茶壶茶杯论”，他本人身体力行，不仅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小辫调侃他，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辜惧内，但好嫖，又卫道，他曾搬出《大学》、孔夫子为自己辩解：“《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也可见一般。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之时，领到三百大洋，径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领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之意。此可谓“嫖之有道”。温源宁评价辜鸿铭：“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志(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知人之论。

　　怕老婆而又喜冶游者，辜鸿铭绝非孤例。王韬亦喜冶游，但又极惧内。每次外出，老婆就派一老仆跟从，晚十时一过，此仆必附耳告以时刻，王不以为忤，辄翩然而归。王氏曾致信伍廷芳，谈起惧内经：“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哈哈哈。

　　当年流连勾栏者，不仅仅是遗老遗少们的爱好，很多新派人物也趋之若鹜。蒋介石一生服膺宋明理学，又曾在上海洋场的花街柳巷长久浸淫，内心挣扎可想而知。某次途经香港，蒋日记上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还是去了妓院，并在日记上写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并自励曰：“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被蒋介石称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的胡适先生，青年时期也曾多次逛过窖子，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有记载。1910年3月某夜，大雨滂沱。胡适和一帮朋友在妓院喝酒，大醉后雇一辆人力车回家。遇巡捕盘问，胡博士乘着酒劲，光着脚板，用皮鞋醉打巡捕，此后被罚款五元。车夫乘他酒醉，顺手牵羊，剥了他的衣裳，偷了他的钱包，把他扔在雨里了事。

　　胡适后来对此类“风流雅事”多有反省，1914年6月30日，他始提倡禁嫖。“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舆论，令人人皆知女子堕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胡适对妓女也颇为同情和尊重。某年，高一涵把一名妓女接回家中同居，正在南方养病的胡适得知消息后，写信给妻子江冬秀，劝其不要歧视相邻而居的高一涵和那名妓女，另外还致书高一涵，劝其新娶之后，要专心学问。高一涵甚感宽慰，回信说：“谁知你竟能超脱一切俗见，竟于宽恕之外，来勉励我前进，真使我感愧无地！”

　　当时妓事虽盛，但民风未开，卫道甚严。“性学博士”张竞生的《性史》，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就曾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诬蔑为“卖春博士”。《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先在天津遭禁。起因是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称南开附近的书店出售《性史》、《情书一束》、《女性美》、《夫妇之性的生活》、《浑如篇》等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鲁迅先生曾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