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十年，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不少终生难忘的“头一回”。头一回住高楼。头一回看电视。头一回以平民的身份坐软卧乘飞机。头一回撒手购粮买油，不再需要仔细掂量自家抽屉里还剩多少粮票油票。头一回得以在自己家里安装电话,住进产权完全归属自己的房子。头一回享受双休日、长假、外出旅游。头一回自主经营自己的

　　企业和土地。头一回为中国宇航员进入太空而激情欢呼。头一回亲身经历五彩缤纷的奥运盛典……这样的“头一回”，每一个当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说上一百个，甚至一千个。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是由这无数个“头一回”组成的。而正是无数个“头一回”，构成了中国这三十年的辉煌篇章和不可、也不该逆转的恢弘进程。

　　我也一样。

　　头一回见到邓小平，头一回亲耳聆听他老人家讲话

　　已经记不清那天是晴天还是阴天了。只记得是某个并不太暖和的下午。那些日子里，我身边的人都有些不平静。粉碎“四人帮”和结束“两个凡是”思维定势的兴奋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勇敢面向未来、创造新生活的积极性，而中国到底要向何处去的争论却像林下风山中雨似的陡然而起。人们的思想从来也没有像那段日子里显现得那么的活跃——而同样猛烈的忐忑，迟疑，困惑，以至忧虑，也在“折磨”“拷问”着各种各样的中国人。

　　那天，我当时供职的单位领导突然急匆匆地通知我，马上去参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他连着说了两个“非常”；说话时，还非常严肃地直瞪瞪地看着我。“地点，人民大会堂。不要迟到。不要带照相机。”当他把入场券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再一次郑重地叮嘱道。我忙问：“听谁的报告？”“当然是中央领导的报告。”他谨慎地答道。“什么内容？”我再问。“通知上没有明说。”“哪位中央领导作报告？”“去了就知道了。”他简短地、用不容再多问的口气答道。当时我调到北京工作时间并不太久，但也已经懂得，涉及中央领导的重大活动，事先是不能多问的。但我还是有些激动。他的神情和语气，使我意识到来作报告的可能会是“中央主要领导”。而且很可能是“邓小平同志”。

　　我急速地骑着自行车赶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气氛果然非同寻常。我的座位在三楼最靠后。待我坐下，整个万人大会堂，上下三层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同样匆匆赶来的人。我悄悄一打听，大都是各中央单位和军队的各级主要负责人。还有北京市各机构的负责人,而且大都是突然接到通知与会的。大家的神情似乎都有些紧张和肃然,都有一种似乎要发生什么重大历史事件的预感。不一会儿，全场便肃静了下来,变得鸦雀无声。已经记不得是谁宣布报告会开始的。报告人果然是邓小平同志。和以往大会不一样的是，我记得那次主席台上，并没有上来许多领导,记忆中好像只有小平同志一个人。他语调虽然平稳，神情虽然一直保持着他惯常的那种从容不迫,但那天，他针对当时国际和国内出现的一股要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否定社会主义大方向的舆情，严正指出中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已经记不清那天老人家讲了有多长时间,当时我完全顾不上看表。只觉得自己因为激动，浑身一直在微微地颤栗着。这是我平生头一回见到真人邓小平，更是头一回亲耳聆听他老人家讲话。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一个极其普通的作家有幸“近距离”参与一次有可能改变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亲自见证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力挽狂澜的号召……说实话，事隔多年，我才渐渐感悟到那天晚上，我亲历的那次大会，亲眼所见的报告人，亲耳聆听到的那个报告，对整个中国，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普通百姓所蕴含的那种历史性的重大现实意义……

　　而这是我这一生唯一一次见到他老人家，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头一回以一个普通作家普通公民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步行着，参加人民大会堂高规格的晚会

　　后来，又过了一些年，我曾接到了一份更为精美的大红请柬。单位的领导告诉我，这是新一届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邀请一些在京的知识分子，到人民大会堂共度中秋之夜。

　　说实话，从未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的我，平生从未享受过如此高的礼遇，也从没有参加过如此高规格的“晚会”。我难免会想到，这肯定不只是标志党和国家对这几百名在京知识分子个人的尊重，它更标志着新时期对知识和所有知识分子的重视和礼遇。和请柬一起交到我手上的还有一份由晚会组织者印发的专用特殊“停车证”。按惯例，参加这样晚会的人，似乎都会乘坐专车“莅临”。但我偏偏只是个没有任何官职、又没有其他政治身份的普通作家。而那天下午，我又在单位以外的一个地方参加一个作家聚会。我当然不好意思让聚会的组织者为我派一辆“专车”。如果我向本单位“申请”，我想本单位是会愿意派专车送我去参加那样的晚会的。但转念一想，我还是没去“申请”。这不仅仅是因为多少年来，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我从来没有向本单位提出过这样的“申请”，更是因为我想试一试，新时期了，究竟能不能以一个普通作家普通公民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步行着，进入这样一个外围戒备森严的最高层次的晚会会场？于是我乘着公交车去了。

　　下了车，步行到人民大会堂附近，果然遇到了警卫线。身旁一辆又一辆携有特殊停车证的高级小轿车从我身旁缓缓驰入警卫线。我走到警卫面前，掏出请柬和停车证。警卫们稍稍地愣了一下，打量了我这个完全是平民装束的人一眼，他们大概从未遇到过手持特殊停车证，却又步行前来的人。但他们不仅没有拦我，甚至都没盘问我。于是，我举着特殊停车证继续向前走去。从第一道警卫线到巍峨的大会堂台阶前，大约总有一百来米吧。中间应该还有两道警卫线。还遇到一些警卫和晚会的工作人员。但无论是乘坐高级轿车前来的，还是像我这样踽踽步行前来的，警卫和晚会的工作人员都给予了同样的尊敬和礼遇。我就这样阔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众多小礼堂中灯火最辉煌的那一个。我想，当天晚上，可能再没有人是像我这样高举着特殊停车证而步行走进这森严的警卫线的。但是，那天晚上也可能没有人比我更真切地感受到新时期，在中国的“心脏部分”对知识的尊重和期待了……

　　头一回在外国记者面前，展现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新风采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部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第一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播出的涉及副省级干部的反腐作品，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

　　电视剧播出期间，一家著名欧洲媒体的记者突然打电话给我，提出要到我家来对我进行“专访”。她把电话直接打到我家，而且提出马上就要来。这是头一回有外国记者提出要采访我。按以往的老例，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要事先经过组织批准的。但我觉得，如果我在电话里对这位外国记者说，请你们等一下，让我去请示一下领导，她一定会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新气象，会让他们觉得中国的新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约束和限制仍然非常严重。这会是一件很丢我们中国人脸的事。于是我就咬咬牙，当即答应了。

　　那天，门铃一响，我一开门，吓我一大跳，那外国女记者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两组人马，在我那并不宽敞的门厅里架起两部硕大的电视摄像机，要对采访进行现场电视实录。未请示就“先自”应允外国记者对自己进行口头采访，已属“违规”，现在又擅自让外国记者进行电视采访，况且我还没有任何跟外国记者打交道的经验。万一自己有什么话说过头了，一言一行都会被摄像机记录在案，再被他们拿到国外去播出了，如何是好？此时此刻，是以“你们事先没告诉我要进行电视采访”为由，断然拒绝他们，还是拿出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新风采，大胆接受她们的采访？当时我确实出了一身冷汗，但还是接受了采访。

　　事后我很忐忑地报告了单位领导。没想到，事后任何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批评。甚至没有任何人来过问一下这件事。事情非常平静地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地过去了。好像事情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时代不同了，现如今，中国的作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充分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以自己的面目去面对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充分敞开自己的心扉，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头一回拥有一个三居室的住宅，头一回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

　　还有一件事，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我是一个作家，多年来，在生活上，唯一的奢望就是能拥有一间书房。但对于我们这些自打结婚以后，全家人就一直在一间屋子里生活的平民阶层来说，这种愿望岂但是“奢望”，简直就是个“天方夜谭”的梦想。

　　有一年我母亲到北京来看我们。一开始，我们全家老少三代五口人挤在一间十二平米的屋里，实在不方便。后来，我和妻子就在公用厨房的水池上加了块板，晚上我俩就在那充满油烟和潮湿的板上打铺过夜。蜷缩在那极窄小的板铺上，我和妻子心里真的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辛酸苦辣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时也在想啊，什么时候能有一间书房呢？如果有了书房，我们应该怎么布置它呢？是不是也能像古代的文人一样，窗前几枝竹，灯下一壶酒，在书房里想写到什么时候，就写到什么时候，再不用担心吵了老人和孩子……后来，听说和我们同住一个单元的邻居要回老家去。我想把她住的那间房临时借过来用一下，虽然谈不上做“书房”，总能让蜷缩在厨房水池子上的我俩晚上伸直了腿脚睡个安稳觉。为此，我妈妈一直觉得于心不忍。我妈妈甚至含着眼泪去恳求过那个邻居，希望她能把房间暂时借我们一用。但是那位邻居确也有她的难处。最后她还是把房间借给了她自己的朋友。得知这个消息的晚上，我妈妈哭了。她不忍心再让我和妻子蜷缩在厨房水池上过夜，便早早地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了……那时候，我觉得中国作家要拥有自己的书房，肯定是一个痴人说梦的事。

　　几年后，工作单位开始分房。新房在劲松，离我工作单位大概有二十来公里远。单位同事习惯住单位附近，都不大愿意去远处。我坦然要下了拥有两居室的新房。妈妈的眼泪和蜷缩在水池子潮湿木板上的日子让我觉得，远，对于我们不是最困难的事。当时虽然能睡到正经的床上去过夜了，但还是不能实现书房梦。但这时，我对自己的“书房梦”多少已经有了一点盼头，盼着退休前能有一间小小的书房。

　　应该说，没有等到我老，离退休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终于拥有了一个三居室的住宅，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当时的新居在六里桥。楼下没有像样的马路，路旁还没有路灯。书房窗外当然不会有两三茎竹，灯下也没一壶热酒伺候。从书房窗户里看出去，远处是一片农田，还有老槐树和枝叶飘拂的旱柳。但是这毕竟是真真正正的“书房”了啊……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离开了六里桥。当年烂泥马路的六里桥，现在已成了北京重要的交通枢纽西客站的所在地，极繁华的去处了。在此同时，中国有多少个作家都圆了书房梦了呢？应该不止一个两个十个八个百个千个了吧……

　　我们为拥有这样数不清的“头一回”而骄傲，但也不能忘了还有另一种“头一回”要我们一起来警惕

　　是的是的，我们为拥有这样的数不清的“头一回”而骄傲。但是，确实也不能忘了还有另一种“头一回”是要我们一起来警惕的。

　　比如说“追讨农民工工资”，这也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啊。前些日子，我看到某电视台评选今年的十大法制人物，其中有一个是某地的工会副主席，他一个人一年来为一万个民工追回了近一千万元的工资。农民工常常拿不到应拿的血汗钱，这事我早知道。但是一个工会副主席一年居然能为一万个农民工讨回工资，这真还是我头一回听到。这个副主席能为农民工做这样的善事，大德啊。但反过来想想，在一个案例中就有一万个农民工遭遇被人克扣工资的厄运。全国能有多少农民工在为自己的血汗钱呼号哭泣？当时我真的呆坐在电视机前了。今天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人，自己靠农民工致富了，却不能善待这些在风里雨里脚手架上流血流汗的同胞兄弟姐妹，还要克扣他们的血汗钱？我又想到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三楼后排座位上，听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的从容，坚定，沉着，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话，字字句句在告诫我们，还是要为人民着想啊。

　　前两天到一个大学去搞讲座，然后顺便为自己刚出的一本新书《命运》做签售。不一会儿，一个瘦弱的女生挤到我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心酸不已：“陆老师，我是个贫困生，没有钱买你的书。你能在这张纸上给我签一个名吗？”说着，她递过来一张小小的皱皱的白纸……当时，我的眼眶立刻就湿润了。她怯怯地站着，显得那么愧疚。难道此时此刻，感到愧疚的应该是她吗？一时间我真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我想，我应该对她说的，大概只有这样一句话：来，年轻人，让我们携起手来，好好干，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要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搞三十年是远远不够的啊！！

　　陆天明　1943年出生，祖籍江苏南通，生于昆明，长于上海。国家一级编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黑雀群》、《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华罗庚》、《李克农》、《上将许世友》、《不散的军魂》等。获中国电视金鹰突出成就奖、全国百佳电视工作者奖和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