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在终于完成60万字的长篇小说《命运》的一刻，由于连续高烧不退，几乎进入虚脱状态，但他仍拿起笔在书的封底写下这样一句话：“深圳的命运也是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命运》这部被作者称为“举毕生之功力完成的”长篇巨著，获得了预想的成功，首次印刷10万册，书店已很难买到；以它为蓝本的同名电视剧吸引了李雪健、祝希娟、高明等一批艺术家倾心演绎，目前已经杀青，即将作为中宣部列入的重点片献给2009年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和共和国诞辰60周年。《命运》值得期待，是因为作者在此之前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和《高纬度战栗》等作品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和这样一位“深度”作家长谈，倾听他对命运、人生的追索与解读，他执著得近乎悲壮的人生也让我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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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下乡,15岁当上山村“小先生”

　　10岁那年，陆天明的父亲因为肺痨病去世。身为家中长子的陆天明从此结束童年，迅速成人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再没有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感觉自己“再也没有年轻过”。

　　他完成的第一件“壮举”就是独自带领两个年幼的妹妹从苏北老家去看望在上海工作的母亲。那得先走上8公里的土路到船码头，再坐六七个小时的轮船才能到上海。很难想象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是如何完成这一切。全家都到了上海，搬到一个近似贫民窟的弄堂里，兄妹四人靠母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五口人挤在一个不足13平方米的房间。板壁的房子，隔壁打个喷嚏都听得到。门前原先就是一条“龙须沟”似的臭水沟，解放后才填平。许多年后回到那个弄堂的陆天明无法想象自己早年竟然生活在如此拥挤窘迫的地方。但在当时，已经开始作家梦的少年却浑然不觉环境的艰苦。他参加了上海市少年宫文学小组。读了很多诗，也开始写诗。火热的时代氛围激荡着少年易感的心。

　　当时正号召广大青年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年仅14岁的陆天明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他要落户到安徽做农民。刚失去丈夫没几年的母亲当然不会愿意让自己的长子去山区当什么农民。他就每天在她枕头下塞一封信，写上许多美丽的大道理和激情的保证，最终凭一份稚嫩的执著征服了母亲。上级规定，年满十六周岁才能报名，他就偷出户口本，到派出所去将年龄改为16岁。终于成为当年上海最小的一名下乡青年。陆天明回忆道：“那时候就是很简单的理想，就是要为祖国奉献；也是想在更广阔的火热生活中去获取人生体验，将来当个好的诗人，作家。”

　　陆天明的性格可以说有点“一根筋”，想干什么就去干，从来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一次远离家乡的他只觉得到了广阔天地，住到农民家里，马上开始劳动：插秧，进深山采野茶，熬夜做茶，挑矿石，打夯修水库……第二年，又调到山沟沟里当上了小学教师。整个学校就只有他这名15岁的小先生，每堂课都要同时给四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无师自通地开始一板一眼地教课，竟然成为当年芜湖地区的模范语文教师。后来又到一个茶林场当了小学高年级班的老师。当时班上很多女同学的年纪都比这个小老师要大。她们便自觉承担起照顾小先生的责任。每天早晨，陆天明的窗台就会出现一块土布包着的干粮，里面还会夹上几块咸菜，而陆天明却从来也不知道每天是谁给他送的饭。衣服也同样是学生轮流给他清洗织补。那种朴素的对知识的敬重和对城市来的老师的爱护深深地温暖着他，让陆天明一直对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教课，读书，劳动的日子又过了一年，饭明显的不够吃了，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后第一年，正在长身体的陆天明饱尝了饥饿的滋味，过起一天定量两碗稀粥的日子。早上一碗，然后去教课，把五六堂课一气讲完，再喝一碗，就得赶紧回屋躺在床上，尽量不动来保存体力挨到天亮好再喝一碗粥。人很快瘦脱了型，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失声痛哭。陆天明还记得当时饿到没法的生产队就酝酿过“包产到户”，在昏黄的土屋中，懵懂地听着那些大自己二三十岁的农民商量如何分田，如何包产。但最终计划破产，陆天明也生生饿出肺结核，以至吐血又被送回上海。十九年后，正是凭着当年安徽农村的切身体验，陆天明创作了表现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毅然签下生死文书“私分土地”的电影剧本《走出地平线》。

　　回到上海养病，由于家里的经济状况，只治疗了半年，就停药了。家里也不可能给予充足的营养。陆天明就想到俄罗斯名著《怎么办？》里，写到的一群年轻的革命家，为了与强大的沙皇斗争，直面可能到来的漫长而痛苦的生活磨难，他们开始有意识的自我意志磨练：冬天不穿皮袄，盖粗呢毯子，在被单下铺上鹅卵石……他也决心靠意志和锻炼恢复身体，早上打太极拳，然后冲个冷水澡，下午再走上一小时的路，去市图书馆看书，年轻而旺盛的精神力量最终真的就战胜了病魔。这个时候的上海开始大规模地动员广大青年去祖国最偏远的地方扎根。尽管上次下乡差点丢掉性命；尽管已经在街道团委担任副书记，组织也希望他留下，但理想主义的热情使得陆天明又一次选择把户口迁到了离家万里的地方——祖国大西北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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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写作，我就是西北的一匹野狼”

　　陆天明一直把大西北看作自己心灵的家乡，从21岁到33岁的青春岁月就烙在这片自然条件极严酷而自然风景也极壮美的土地上。

　　刚开始，年龄稍大的陆天明是青年班班长，带着16个男生住在半地下的“地窝子”里。那地窝子就露一个窗子在地面上，一进屋就是稻草铺成的大地铺，16个男生就睡在这一张大地铺上。物质生活一贫如洗，自然条件更是艰苦到了极点，隆冬的新疆气温可达零下几十度，夏天更是酷热难熬。农场都是盐碱地，他们所在的那个“共青团农场”又是整个垦区盐碱最严重的一个农场。土地非得冲洗、耕翻折腾好几遍才能播种……而一到秋冬季节，地面上又会结起一层白花花的碱。青年班里好些还只是十几岁的大孩子，有过一次下乡经验的陆天明自然地成为“大家长”。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招呼15个人起床，要反复叫上好几次：拍呀、打呀、掀被子，一个个还都懵懂着洗把脸就要出门，开始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农场没有电，到了晚上可以说是一片漆黑，万籁俱寂。陆天明就给大家讲《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里的故事，也算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等大家都睡下了，陆天明还要在昏黄的小油灯下再读一两小时的书。书成为这个荒凉戈壁中的精神支柱。“我没有被生活击倒，完全得益于读书，书填充了我的内心，拉近了我和世界的距离，让我感觉不再孤单，不再绝望。”

　　陆天明说，新疆是那种去过了就会永远不忘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比得上新疆那种特有的情调。比如我们连队，几十里路都种的白杨树，几十米高，笔直笔直的；到了秋天，叶子全部变成棕黄色，像一棵棵火炬一样耸向天空，树后面就是无边无际戈壁滩；天蓝的真是让你心醉……那种环境中，心一下子就会开阔起来，感觉和大地，天空，自然都浑为一体。”

　　过了一年，陆天明被调离连队，从师武装参谋做到老兵连代理指导员……陆天明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我在农场，大大咧咧，很粗犷的一个人。嗓门很大，做事雷厉风行。穿的棉袄破破烂烂，腰里用根草绳子扎一下，胡子有两厘米长，我才二十多岁，别人就叫我‘老陆’。”这期间，他和所有那些上海知青一起,为当地带去了新鲜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普及的文化教育，同时也见证了一批优秀青年在严酷荒凉生活中的沉沦,却浑然不觉自己在极端狂热的政治生活中的迷失和扭曲。

　　十年间，陆天明在农场安家、结婚、生子，成为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但他一直没能丢了自己的文学梦。偶然间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到了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和半本易卜生戏剧集，爱不释手地反反复复读，直到把书读破。那时，恰巧号召搞业余创作，他趁机请了一个星期的“创作假”，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寒冬里，陆天明找了间仓库，裹着军大衣，一个星期写出了改变命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当年就代表新疆到北京参加了全国话剧调演。也是这部戏，让中央广播文工团看中陆天明,把他从农场调到北京做编剧。

　　陆天明带着一家人进了北京，准备着开始专职写作的生活。但紧接着，中国社会新的一页开始了，新的社会思潮涌动。陆天明这样“文革”中起步的作家无疑会感到巨大冲击。已然习惯的文学理念和文学风格渐渐落后于时代，加上自身思想的矛盾困惑，一直以来坚定自信的陆天明第一次陷入了精神危机。

　　为了寻求精神和写作的突破，陆天明到北京特殊钢厂深入生活，完全是作为“普通工人”生活劳动了一年。“我的工作是炉前操作工，就在温度高达一千七百度的炼钢炉前操作，我要在‘火山口’里把浮在钢水上层的钢渣扒出来，融化之后舀出一勺钢水倒在炉台上，根据溅出的火花判断含碳量，好加进一些特殊的矿石，炼成所需要的特殊钢。还有像是操作像房间那么大的钢水罐把钢水倾倒出来、吹氧、测温……这些高级炼钢工才能完成的工作我都能熟练操作。到后来如果我请一天病假，班里必须找人来顶替我的空缺，才能维持当日正常生产。”正是这样和普通劳动者重新完全滚在一起，体会着最真实的人性和人最基本的需求，陆天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之路。“在这一年里一直思索我在极‘左’的年代里，是如何失去自我的，我到底怎么了？我曾经做的那些狂热的极端的事是真的那么圣洁吗？”在此期间开始酝酿的半自传作品《桑那高地的太阳》中，陆天明特意安排书中的谢平被狠狠打了一顿，其实象征的也是他在人生关键时刻自我精神判定的一次苦刑。

　　第二年，陆天明又到法院去做了一年的书记员。几乎每天8：30准时上班，跟着一个老法官审案、去半步桥的看守所调犯人、看案卷、做法庭记录、接待各处办案人员。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犯人，近距离的观察体味人性的复杂和隐秘。陆天明终于能够冲破极端思想的桎梏，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人。“我们不能单纯按政治桎梏的需要去定位人，要考虑真正的人性的多元诉求，多样化趋向。”后来，这一年法院、监狱、看守所的感受也为陆天明写作反腐、破案题材作品打下坚实基础，算得上意外收获。

　　虽然终于能够转过弯来继续写，但对已经年近四十的陆天明来说，写作却依然是条事倍功半、格外艰苦的道路。“我很清楚自己的底气有点不足，高一就辍学去了安徽，后来完全靠自己努力，读书，一点一点走过来。我在写作上也不是那种天才型的，灵光一闪，就下笔千言。我就每天写，每年差不多都是写到年三十上午才停笔。我写作时也特别较劲和折腾，没用电脑之前，屋子里满地都是写废的稿纸，因为我不允许自己的手稿上有一点涂改。如果改稿，必须从第一页第一个字开始重写。我还必须使那种蘸水的笔，用的墨汁到了夏天就发臭，所以我的书房往往是一塌糊涂。刚开始写的很苦，新时期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个中篇《白杨深处》10万字，我反复修改，一共写了6稿,光成稿就写过60万字。我头几部长篇，《泥日》写了3年，《木凸》前后用了5年，都是熬心血熬出来的，完完全全是苦哈哈的爬格子爬出来的。”每次一部作品完成，妻子都会松口气：家里终于可以暂时正常些了。而在两个儿子心里，关于父亲的记忆一直是那个伏在书桌前写作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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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沉潜打开文学的新视野

　　调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做编剧头十来年，陆天明一直埋首于纯文学的创作中，本职工作的电视剧写作倒成了副业。第一部有影响的电视剧作品《苍天在上》最开始也只是任务，但写着写着，陆天明内心多年积聚的情感却一下子找到了出口：老百姓的生命诉求，整个时代的现状，交织作家自身长久以来对政治、社会的思考。剧本在五个半月的时间一气呵成。由于之前的文风比较沉重，思考的又都是人性，自我这些形而上的抽象问题。不但单位的领导一再叮嘱：要写得好看。陆天明自己心里也没底。谁想《苍天在上》播出后竟马上火了，全国几亿观众追看，同名小说也一下就发行了一二十万册。这让长年孤守书斋的陆天明受到极大震动，他看到了当文学一旦和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所能发挥的力量，心中那份对社会的责任感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喷发口，并得以有的放矢地喷发了。

　　第二部反腐题材的作品《大雪无痕》仅用了二个半月完成，反响更热烈。荣获了除茅盾奖以外的所有的国家级大奖，如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然后是同样赞誉连连的《省委书记》。陆天明开辟了小说和电视剧创作的一块全新领域：描写高层政治生活、侦破腐败大案、反映社会民声。写了半辈子的陆天明可以算得上功成名就了，但是他却像上了发条似的一刻也松不下来，一心想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在他的理想中，这样的作品应该兼具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特色，“它应该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刻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真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的个性展示和独立思考成果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厚度……”陆天明又开始苦哈哈地写起来。把反腐题材写出新意，深受读者、观众好评的《高纬度战栗》写到最后一个多月，牙疼得整天出虚汗，一天吃两三次止疼药，就那么熬着硬撑着写完。表现深圳特区三十年改革历程的60万字小说《命运》完成后，陆天明更是大病一场，接连发了六七天接近40摄氏度的高烧，膝盖疼得动不了，整个人都要垮掉了……

　　很难理解一个年过六旬的作家这样折腾自己。直到看到陆天明那篇回顾自己文学之路，追忆早逝父亲的文章。陆天明的父亲是大家族里的长房长子，巴金《家》里那个“觉新”似的人物。年轻的时候也是想当作家，但是为了家庭的大局，委曲求全，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在隐忍和痛苦中，年仅30岁就患肺病去世了。文中写到：“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

　　回头看，陆天明的作家之路走得极其辛苦，从小学三年级一篇表达长大要当作家的作文《我的理想》，到离开上海时，母亲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流亡昆明间所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到陆天明的行李里，再到在那个寒冷的旧仓库里写出改变命运的《扬帆万里》，年近40才创作出具有真正文学品质的长篇《桑那高地的太阳》和《泥日》……到最新出版举毕生之力完成的《命运》。陆天明从最开始就追逐着自己的理想，到不自觉的迷失，经历非常痛苦的过程才回归自我，找到真文学的方向。他感慨道：“现在如果说这一辈子有什么享受的话，我就享受我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我自己。我一直觉得还没写出真正的好东西来，并且一直有这样的预感：我这一生可能写不完我所要写的东西。也可能写到最后，写不动了，也没有真正把文学的自己完美化，但我觉得只要能够一直写下去就很幸福了。”

　　用一生的努力祭扫早逝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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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萌(以下简称吴)：2006年9月16日您的博客上出现下面一段话“你们中谁去过深圳？谁曾经在那儿留下过刻骨铭心的经历？……”这是您最开始为写作表现深圳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命运》做准备么？

　　陆天明(以下简称陆)：对，因为我不想仅仅看些书面的材料，仅仅接触安排好的采访对象就去写深圳。我希望接触那些真正在深圳生活中挣扎过的人，听到他们说说心里话。在博客上发帖子试一下，没想到就真的联系到几十个人，深谈下来，可以说每一个在深圳生活过的人心头都有一道伤疤，有些结茧了，有些仍在流血。我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在我面前流过泪。特别是一位老部长，说到痛处，竟然号啕大哭起来，当时真的能体会到他们在建特区时受到的压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和杰出人物拿身家性命做代价，打拼出来的。就是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杀出一条血路”。也是基于和这些官员、民营企业家、海归、打工仔接触交往，我给《命运》定的基调不是“辉煌”，而是“悲壮”。我敬畏悲壮的人生。我要写下中国人改变自己命运过程里的拼搏、挣扎和人性最真实的爆发。

　　吴：《命运》通过深圳的变迁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轨迹，可以说是主题非常宏大的一部作品，您在写作这样重大题材过程中有哪些难关？

　　陆：我最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就希望它拥有“史诗”的品格，这也是这个题材所决定、所必须拥有的。因此在文学体例上我做了突破：在一个真实的城市——深圳，让一批真实的领袖——邓小平、叶剑英等，和一群虚构的文学形象共同演绎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是从不曾出现过，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也让《命运》自身的命运波折重重。还有如何浓缩、提炼改革开放30年发生的大小事件，大小矛盾；如何解决多年来在我们创作中人为造成的那种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中间耸立着的重大壁垒；同时又如何去尊重作家自身的内心真实；如何让最广大的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普通读者都能爱读这部作品。可以说，我是不顾一切地冲破重重难关，举毕生之功力来创作的。

　　吴：根据《命运》改编的电视剧也已拍摄完成，并被中宣部列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重点献礼片，您能谈下对于主旋律创作的看法么？

　　陆：说心里话，两年多来，我从来没把《命运》当“献礼作品”来写。一开始，有关同志和我为这次创作定下的目标是：“这部作品一定要让人民满意。一定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总认为“主旋律”等同于“长官意志”，因此对所谓的“主旋律作品”情感上总有隔阂。但是，在艺术创作中，“主旋律”不是由权力能强求得来的。真正的主旋律是由人民的需要、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而客观决定的，而不是决定于“长官的需要”。比如像《黄河大合唱》那样的主旋律作品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纵观文学艺术史，可以说，所有伟大作品从本质上其实都是他们时代真正的“主旋律作品”。主旋律也并不等同于“一味歌颂”。这次《命运》里也写到很多改革进程中的问题，新与旧的激烈冲突等等。真实地表现历史的进程，表现人民的心声，这就是我认为的主旋律。

　　吴 萌

　　摄影 张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