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作家张平就任山西省副省长、铁凝就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后，又一位知名作家因戴上“官帽”而备受社会关注，他，就是冯骥才。去年底，这位中国“个子最高的作家”被聘为国务院参事，成为决策层的高级智囊。与此同时，冯骥才又荣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08年度文化人物”，这一系列荣誉集为一身，决非偶然。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在推进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冯骥才”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名字。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抢救天津老街开始，冯骥才毅然走出书斋，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竭力奔走呼吁，近十年来，冯骥才完成了从一位作家到一位文化遗产保护守望者的转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这种转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应对生活有矫正功能”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怎样看待“国务院参事”这个头衔？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国务院参事是在政府内部，以个人身份参与国家一些大的决策性的、战略性的问题的确认、确定，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它们会以“直通车”的方式让很高层面的决策层听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我很珍惜这个权利。

　　记：作为迄今当选的唯一一位作家，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冯：这等于给了知识分子一条特别好的通道，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界的声音，注意到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我很荣幸能代表知识分子来说这个话。

　　记：您觉得，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最大功能是什么？

　　冯：知识分子应对生活有矫正功能。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先清醒，就像鲁迅一样。当整个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我们要给生活一些梦想。

　　记：走上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这条路，也是因为一种责任感？

　　冯：对。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我发现很多生活中熟悉的东西开始消失了。一个城市不能没有记忆。我开始重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重视城市文化、城市个性保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注意到非物质文化的消亡，强烈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因子越来越少，很多文化转瞬间就没了，于是渐渐开始关注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我们这代文化人有个特点，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跟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20多岁经历了“文革”，伴随着国家的欢乐、痛苦，一直走到今天，天生地、天经地义地有一种责任感，不是别人强加的。

　　我特别喜欢古代关于责任的一个词，叫“舍我其谁”。我们这代作家都有很强的社会良心，都有这样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