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原名李耆华。1913年东渡日本时，他依《方言》中的“钊，远也，燕之北部曰钊”，改名为李大钊，以表明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

　　瞿秋白原名瞿霜。因头顶上有两个发旋，其母给他取乳名为阿双，上学时取名瞿霜。因“霜”乃秋天之物，且霜的洁白可比喻为高洁，又晋朝陆机《文赋》中有“不懔懔以怀霜，老眇眇而临云”之句，于是，他便改名为“秋白”。

　　刘少奇原名刘渭璜。1918年夏天，正在中学读书的刘渭璜对同学张子珩说：“我要改名少奇，我感到应当少小就立奇志，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要为国家、民族的振兴献出自己的一切。”从此，他改名为刘少奇。

　　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的王若飞，原名王荫生。他从小就崇拜岳飞，在读了《木兰辞》后，又有感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佳句，遂改名为“若飞”。

　　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她在周南女校读书时，一次学校举行运动会，一位运动员夺得400米冠军，到达终点后却晕倒了。有人说这个运动员虽然精神可嘉，但为了一次比赛拼命不值得，向警予不同意这种观点，说：“这位同学的拼命精神十分可贵。从今天起，我决定改名为‘警予’，警钟的‘警’，‘予’就是我。我要时刻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这种拼命精神去求学救国家。”

　　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的黄公略，原名黄汉魂。由于崇拜西汉时期张良的老师黄石公的谋略，于是，他改名为“公略”。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萧楚女，原名萧树烈。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萧树烈从爱国诗人屈原的“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诗句中得到启迪，取了屈原用来象征爱国志士的“女”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以表示他要作“楚女”的伟大抱负。

　　曾任八路军一二0师政委的关向应，原名关致祥。1924年5月，他离开大连来到上海，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在闸北市民协会协助陈为人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又进入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向应”，意在立志响应“主义”之召唤，为之而奋斗。

　　1927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长江局书记等职的罗亦农，原名罗善扬。大革命时期，他从事工人运动，曾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曾对其夫人说：“我过去的名字叫罗善扬，现在叫亦农，意思是我既能为工人服务，亦能为农民服务。”

　　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领导了广州起义的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参加革命后，他改名为张太雷，其含意是立志把自己化为改造社会的“巨雷”。

　　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等职的彭湃，原名为汉育。他之所以要改名为“彭湃”，是为了激励自己像浩瀚的大海那样汹涌澎湃，去冲刷黑暗社会的污泥浊水。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5岁时，邓先圣到村里的私塾读书，老先生见他圆圆的脸，宽宽的额头，浓浓的眉毛，虽然个子不高，却十分精神，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孩子。因为老先生觉得孔子才是圣人，就对其父邓文明说，“先圣”这个名字得改。邓文明觉得有道理，就请老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老先生说：“我看就叫邓希贤，希望他将来成为贤人。”就这样，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好多年。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时，邓希贤受党中央指示到武汉工作，便改名为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的董必武，原名董用威，号璧伍。“用威”语出《尚书·大禹漠》中“董之用威”一句;“璧伍”出自《汉书·律历志》中“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一句。辛亥革命爆发后，董用威满怀救国壮志投身革命洪流，从此，他摈弃原名，以“璧伍”之谐音，改名为董必武。

　　彭真原名傅懋恭。在后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他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到延安后，傅懋恭改名为彭真。彭真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

　　邓颖超原名邓玉爱。邓玉爱6岁时到天津，上小学后，改用学名邓文淑，这一学名一直使用到她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女师上学时，因她聪明，教国文的白眉初老师给她改名“颖彬”，又叫“颖斌”，但邓文淑不喜欢“斌”字，遂自己改名为“颖超”。邓颖超这个名字的公开使用是在1922年夏，即她从北京重返天津，在马千里任校长的达仁女校任教之后。

　　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的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4年的一天，时任中共上海区职委书记的李隆郅，同刘少奇一起去给工人开会。在进入会场前，刘少奇说李隆郅这个名字不好写，建议他改个名字，正好这时他们对面站着三个工人，于是李隆郅说：“就叫李三立吧。”刘少奇说：“这个名字好，笔划很少，工人容易记也容易写。”可李隆郅想了想又说：“不行，改为李立三吧。”从那以后，李隆郅就改名为李立三了。

　　陈毅原名陈世俊，自号“仲弘”。后来，他感到取名字如果真要有点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万事成功都得有毅力，于是，就改名为陈毅。

　　毛泽东的老师、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的徐特立，原名徐懋恂，又名立华。16岁那年，他乘船去南岳衡山时，看到同船的乡官小吏嫌船开得太慢，就对船夫拳打脚踢，心中甚是愤恨。于是就发誓今后若当船夫，就只运猪决不载人;将来若能取得功名，就只做教官，决不当欺压百姓的贪官。为此，他就改名“特立”，意即“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等职的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29年，时任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的许德华率部到达江苏无锡后，改名为许光达，其含意是“只要不懈地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等职的晏福生，原名晏国金。1925年10月，在安源任地下党交通员的晏国金不幸被矿警认了出来。他灵机一动，对矿警说：“老总，你认错人了，我叫晏福生，晏国金是我堂哥，他老爹病重，让我出来找他回去。”骗过矿警后，晏国金赶紧逃跑。逃过追捕后，晏国金索性就改名为晏福生了。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钟赤兵，原名钟志禄。1930年6月，在平江起义后不久，钟志禄参加了红军。当“扩红”的红军问他叫什么的时候，钟志禄心想：在毛笔店当学徒时，常听老板将“红”说成“赤”，“赤”是“红”的意思，红军就是要把全中国都变红;“军”就是“兵”。现在当了红军，要为穷苦人打天下，就不能讲“官”呀“禄”的。于是，他便冲着“扩红”的红军说：“我叫钟赤兵。”“扩红”的红军说：“赤兵，这个名字有意思，好，叫得好。”从此，钟志禄就改名为钟赤兵了。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建国后曾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等职的陈沂，原名陈毅。因为他曾在陈毅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毛泽东在了解到他与陈毅元帅同名同姓这一情况后，建议他将自已的姓名改成“陈沂”。

　　建国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的陈其五，原名刘敏珩。1938年2月，他接受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时，刘少奇认为刘毓珩这个名字对国民党来说太熟悉，建议他改名。当得知刘毓珩的母亲姓陈后，刘少奇就说：“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从此，刘敏珩就改名为陈其五了。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因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峨眉山下的沫水、若水相交处的沙湾镇，为纪念自己的出生地，故改为“郭沫若”。

　　原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原名李远芃。皖南事变后，在随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些人员去延安的路上，蒋南翔对李远芃说：“李远芃，一般人到延安都要改名，改的名字通常是两个字。”李远芃说：“我的名字是三个字，中间的‘远’字不要了，就叫‘李芃’吧。”蒋南翔说：“你这个‘芃’字一般人不熟悉，不认识。我给你改一个字叫大鹏鸟的‘鹏’，取其鹏程万里之意，将来长大了好为革命多做工作。你看怎么样？”从此，李远芃就改叫李鹏了。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等职的周南，原名高庆琏。20世纪40年代，高庆琏在燕京大学外语系读书时，因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而改名为“周南”。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其第一章即是《国风·周南》，所以自古以来就有“诗歌周南第一章”之说。改名周南，也说明他自己从青年时代起就矢志与诗歌结下不解之缘。

　　来源：《党史信息报》镜周刊2005年6月1日第6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