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梅兰芳，没有人不想到齐如山的。有人说过梅兰芳的成功，绝大部分要归功于齐如山，此话可说一点也不假。梅、齐合作是中国京剧史上的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齐如山对梅派艺术的形成并走向成熟，竭尽心智，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说，没有齐如山中途的介入，也就不会有名满海内外的“伶界大王”梅兰芳！同样，倘没有梅兰芳全力的帮助，齐如山也不可能如此深入地研究京剧艺术，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戏曲研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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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三年的一天，齐如山去看梅兰芳的《汾河湾》。这个戏按照当时的演法，梅兰芳已经非常到位了，但齐如山从一个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却发现了不少瑕疵和不足。

　　他对于戏里薛仁贵离乡背井十八年，如今回来了，柳迎春以为是陌生人冒充自己的丈夫，便一气跑回寒窑，顶住窑门不开。薛仁贵唱了半天，她一概不理会，等薛仁贵唱完，才回过脸来答话并相认，齐如山认为有违常理。于是他写了一封长达三千言的信给梅兰芳，他说：“……国剧的规矩，是永不许有人在台上歇着，该人若无所事事，便可不用上去，龙套虽为助威的人员，也有一定的表演，何况柳迎春是一个主脚(角)呢？不但主脚，而且这一段的表演是全戏的主要的一节，此处旦角必须有极切当的表演，方算合格……”

　　齐如山说了一番道理后，就对梅兰芳所演的柳迎春这个人物的身段设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齐如山建议柳迎春在听薛仁贵诉说根由时，要趁着琴拉“过门”时，见缝插针地加进身段、表情，表示她在注意侧耳细听。随着薛仁贵的叙说，要表现出柳迎春内心的变化。听他唱到“常言道千里姻缘一线定”的时候，要表现出非常注意的神态，因为这句话与自己直接相关。薛仁贵唱到“你的父嫌贫心太狠”的时候，柳迎春要显得难过的神情，因为父亲总算对不起女婿。而唱到“将你我夫妻赶出了门庭”的时候，柳迎春要大难过，甚至连自己都有点对不起丈夫，做出以袖拭泪的动作。等到薛仁贵把当年的隐情全部述出，柳迎春就可以明白门外之人并非陌路之人，而是分别十八载的丈夫。如此再开门相见，自是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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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寄出去了，当时以为“随意写着好玩儿，不见得有什么效果。”过了十几天，梅兰芳又演《汾河湾》，齐如山又去看，发现梅兰芳完全照他信中所说的，一一照改了，而且受到观众更热烈的欢迎。齐如山看了这次演出，十分激动。

　　想不到这位风头正健的青年名旦，竟如此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他默默地想：这样的青年将来必成大器。此后，齐如山对梅兰芳所演的戏更加关切，两年之内每看梅兰芳演戏一次，就写一封信给他。而齐如山怎么说，梅兰芳就怎么改，不知不觉居然陆陆续续写了一百来封。这两年齐如山可说是梅兰芳的“函授”老师，使梅兰芳获益匪浅。

　　一九一四年的春天，齐如山觉得关于戏中的事情，专靠用笔写，说不清楚。他才到梅兰芳家拜访。从此齐如山与梅兰芳一老一少成为莫逆之交，梅兰芳始终把齐如山尊为长辈，据剧作家吴祖光回忆，他在少年时亲眼看见梅兰芳把齐如山推在书房当中的大椅子上坐下，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向他磕头拜年的情景。

　　齐如山从此与“梅党”们一起辅助梅兰芳在时装戏、古装戏、新编历史戏和昆曲等四个方面进行革新创造。他不断地推陈出新，编出一出出的好戏。而且他也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导演，他在剧目创作和导演方面都对中国戏曲起了非常大的建设性的作用。梅、齐两人长期合作达二十年之久。

　　齐如山为梅兰芳创作并排演了三十多出戏。在这些戏中，齐如山注意借鉴昆曲载歌载舞的特点，与梅兰芳合作设计创作了许多精彩的舞蹈，如《嫦娥奔月》中的花镰舞，《黛玉葬花》中的花锄舞，《西施》中的羽舞，《霸王别姬》中的剑舞，《麻姑献寿》中的杯盘舞，《天女散花》中的绸舞，《太真外传》中的盘舞等，成为齐如山的独门绝活，也使京剧达到“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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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如山还有件功莫大焉的事，就是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功促使梅兰芳访日、访美的演出，使得梅兰芳有机会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戏曲，也让西方人对中国的戏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来“梅兰芳”的名字更成为“中国戏曲”的代名词。

　　从美国回来以后，由于艺术观的分歧和一些复杂的原因，梅兰芳和齐如山在艺术上的合作基本告一段落。尽管两人分道扬镳，但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九一八事变”之后，齐如山与“梅党”另一重要成员冯耿光，两人对梅兰芳今后的归向产生严重分歧。冯耿光从经济、政治角度劝梅兰芳南迁，而齐如山则从艺术上须再求精进方面考虑，认为梅兰芳还是留北平为宜。面对这一分歧，梅兰芳后来作出的抉择，还是按冯耿光的意见南迁了。

　　尽管如此，齐如山依然关心着梅兰芳。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齐如山给作家陈纪滢的信中说：“……昨晤电影三厂徐君云到沪见畹华所影之片，绿色好而红色则不佳，总之，此事因款项不足而畹华左右人知识又不够，恐决不易成功，技术演法既太幼稚，拍照虽佳，亦不能满人意也。”信中不无惋惜之意。

　　一九四九年齐如山取道香港到了台湾。他曾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致函上海，邀梅兰芳及言慧珠赴台演出。梅兰芳于三月二十六日复信云：“您所询赴台表演一节，根本无人来谈。此间小报又云，顾正秋之管事放空气说，台人反对梅、言来台表演，影响顾之上座也。但顾系澜(案：梅兰芳)之学生，其本人当不至有何歹意……”

　　不久梅兰芳去北平开会，会后返沪，曾有信给齐如山，表示已不能出来了。因此六月十五日齐如山在基隆(当时如老住在基隆长子齐熙家)给好友陈纪滢的信中就说：“……畹华仍住上海，听广播，他曾去(北平)开会。亦不知是何会。共产党作风当然有此(安排)。本地(台湾)人倒很想邀他来，嘱弟与之去信，但弟知他决不会来，后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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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齐如山给陈纪滢的信说：“……昨接小女自上海来信，……并云，梅先生已回沪，他在北平对人宣布，齐二爷未回平以前，国剧学会由他负责。即此一语，学会亦有益。大致因从前赴苏演戏关系，共党对他必相当有面子，果如此，则(焦)菊隐、马彦祥诸小丑，当不至再为难也，此亦差堪告慰者。”

　　当时梅兰芳经常来往于平沪之间，有一个时期则常住北平。梅兰芳每逢过年必到北京齐宅探望其亲属，在那个政治气氛十分敏感的年代里，这无疑是令人十分感佩的；而齐如山在台湾也一直关怀着梅兰芳，他从子女们从北京寄来的隐晦的家书中，推测梅兰芳的种种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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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纪滢说：“如老曾于三十九年(1950年)初撰述《我与梅兰芳》一文，长达三万余字，由我看后，转交友人某氏刊用，不料这位朋友竟把他这篇大稿遗失，而且以后就不再有下文，如老因此怏怏不快多年。”

　　在齐如山给陈纪滢的信中说：“……再《中国一周》邵先生，兄所介绍者，来谈云谈梅兰芳等文，似可由彼先登再由《中国文摘》摘登，岂不很好，我说稿已交延环。”由此得知陈纪滢所隐友人姓名者，乃吴延环也。

　　此稿对齐如山而言，极其重要，因此除曾请陈纪滢当面去找吴延环索回外，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又给吴延环写了一封长信说：“……弟前者所写《梅兰芳》一文，约三万多字，在《中国文摘》中只注销过两次，以后总未见登，想已无用矣。有人见嘱把弟之生平经过，再行详细写写，弟已答应。按弟之事迹与梅兰芳合作时，实占一大部分，而这部分事迹又多详于《梅兰芳》一文中，因思兄既不用该稿，意欲讨回再行照彼改变着写之，不但可省再想之脑筋，而于该文亦不至或有伤损，就是兄再用时，仍可应用并不犯重，亦不至于‘文摘’有损。

　　此事曾经请纪滢兄节如道及，奈因兄工作太忙，未能检赐，弟颇感失望；但彼时兄不顺心事太多，故亦未敢再行烦扰。现在我兄一切麻烦已过，又当喜事临门，正是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之际，在这种精神充足、心情愉快之时，定可拨冗把该稿觅出赐还，如需邮费，弟可照给。

　　再者弟已是七十七岁的人了，以七十多岁的人写三万多字之稿，并不能算是一件容易事情，在兄或易，弟则颇难。兄能赐还该稿，省弟再想再写，在兄可以算是惜老，而弟依据该稿再行写点东西，又可得点稿费，借以糊口，则此举在兄又可算是怜贫。想兄于‘惜老怜贫’这两件事情，一定是能办的，也一定是乐办的。虽国难之事多、家庆之事忙，而‘惜老怜贫’的这点小事，总可办到，且不会搅扰耽搁那些大事，我兄何乐不为呢？一笑。如何之处，伫候佳音。”但此稿终究杳如黄鹤，人间也因此失去一本《我与梅兰芳》这样极富珍贵史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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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夏天，当齐如山从广播中得知梅兰芳逝世的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欷觑再三。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伏案疾书，写下了《我所认识的梅兰芳》的悼文，字里行间表达对这位杰出的艺术伙伴的深深怀念。还把早已束之高阁的梅兰芳手写的中堂张挂出来，日日瞻望，情不能已！虽千山阻隔，青鸟难度，但依旧故人情！第二年，齐如山以八十六岁高龄病逝于台北。

　　早年齐如山为指导梅兰芳，又因身份差距，不便见面，他给梅兰芳写了一百多封信，这些信可以说是京剧史上的重要文献。

　　据陈纪滢表示这些信曾保存至一九三一年末，齐如山与梅兰芳及余叔岩、清逸居士、张伯驹、傅芸子等人成立的北平国剧学会。可惜“文革”后，这批信件及当年他们辛苦搜集得来的文物已不知去向。与齐如山有忘年之交的陈纪滢说，齐如山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一年底给他的信函约两百余件，其中许多都谈到梅兰芳。而这批信件中的百余封陈纪滢曾于一九八九年影印出版《高阳齐如山先生手札》(非卖品)，一九九七年陈纪滢病逝，许多遗物散出，此次台北“旧香居”吴老板搜集到了齐如山给陈纪滢的书札六十余封，即是不见于他所编印的《高阳齐如山先生手札》中的。这些书信是《齐如山全集》所完全没有收入的，在研究齐如山与梅兰芳的史料上，可说是弥足珍贵！

　　□蔡登山(台湾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