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初。沈从文向《京报》投稿与胡也频相识，丁玲听胡也频说沈从文“长得好看”，特意与胡来看望，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沈丁恩怨。1925年初，沈从文因向《京报·民众文艺》投稿而与胡也频相识。不久，丁玲听胡也频说沈从文“长得好看”，特意和胡也频一同来看望他，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沈丁恩怨。

　　因同为湖南老乡(丁玲出生在安福县，即现今的临澧，与凤凰共傍一条沅水。)，如今又漂流在京，对故乡的怀念，很快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当时，丁玲独自住在通丰公寓，正打算报考艺专。在沈从文眼中，丁玲是个“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记丁玲》，第32页)，不爱修饰，有一点男人气质。沈从文与之相识时，胡也频已经爱上了她。丁玲事业受挫，又时常思念夭亡的弟弟和远在家乡的母亲，心情抑郁。不久，她便独自回乡看母，胡也频随后徒步尾随而至。当沈从文1925年中秋节再度与他们重逢时，丁玲已经接受了胡也频的爱。丁玲与胡也频重返北京后，全靠丁玲母亲接济。因经济拮据，两人又年少，时常为一点小事争吵，沈从文从此充当了和事佬和救火队员的角色。

　　三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因发表文章屡受屈辱，便萌生了自己挣钱办一个刊物的想法。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画饼充饥。后来，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待不下去，两人又返回湖南。这期间，胡也频经常将诗稿寄给北京的沈从文，托他转给渐趋熟悉的《晨报》和《现代评论》发表。由于胡也频、丁玲的字体和行文方式与沈从文不分伯仲，刊物和读者几乎都误认为也频、丁玲是沈从文的另一笔名。为此，沈从文、丁玲和鲁迅之间还引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1925年4月30日，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艰难，向鲁迅写信请教人生的出路问题。鲁迅不知丁玲其人，向人打听，听孙伏园说，周作人也曾接到同样信件，笔迹很像休芸芸的(沈从文曾在周作人编辑的《语丝》上发表过《福生》，周作人自然记得他的字。)。鲁迅便认定此信是沈从文化名而写，而他本人又最讨厌男人化用女人名字，所以未曾给丁玲回复。这种误解，导致沈从文在鲁迅生前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彼此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欣赏。

　　1925年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后，沈从文的文章得到了较多的发表机会，他开始在北京文坛显露头角。从1924年12月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到1927年底，沈从文已出版了《鸭子》和《蜜柑》两个集子。抒写的主要是他“生命所走过的痕迹”(《致唯刚先生》，《晨报副刊》1925年5月12日。)的往事回忆和平生遭遇。

　　《今寓言》冯雪峰著1928年1月，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两个月后，胡也频和丁玲出现在沈从文面前，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杭州。当天晚上，丁玲和胡也频又争吵了一宿，此次龃龉不同以往，原因是在北京时，丁玲想去日本，由王三辛介绍湖畔诗人冯雪峰来教她学日语，丁玲为冯雪峰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所折服，从灵与肉方面都深深地爱上了冯雪峰。爱情的火焰愈烧愈炽，丁玲奢望以时空来割断她和冯雪峰之间的感情，叫他独自离京南下。可冯雪峰走后，她却难以忍受对他的思念，便尾随而至，并叫冯雪峰在杭州葛岭预先为她和胡也频租房。此次路过上海，她与胡也频的争吵自然不同以往的琐事，牵涉爱与不爱的责难。第二天，丁玲和胡也频就去了杭州。不到一周，胡也频独自一人返回上海。后来，丁玲几经挣扎，难以舍弃她与胡也频几年来相濡以沫所建立起的“坚固的感情联系”(尼姆·韦尔斯：《丁玲——她的武器艺术》，转引自《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回到了胡也频身边，丁玲和胡也频、冯雪峰之间的感情纠葛才算暂时了结。

　　从此可以看出，沈从文在这场三角恋爱中只是一个配角。由于他与其中的当事人相处日久，又时常同住一个公寓。不久，有关他和丁玲、胡也频之间“三角恋爱”的消息，在上海滩不胫而走见(《作家腻事》，上海千秋出版社1937年版，第18～23页。)。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此时并不知晓，直到1931年1月，他返回上海过寒假时，始才风闻。同年8月，他在《记胡也频》中对此事也有隐约的透露。20世纪80年代，丁玲读到《记丁玲》时，甚为反感文中的“同住”字眼。诚如凌宇所言：“同住”与“同居”在汉语的词义中，是明确无误的，不应有歧义。丁玲忌讳沈从文在文中的“同住”与她当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参见凌宇：《沈从文传》，第240页。)事实上，他们之间的“三角恋爱”纯粹是上海小报的造谣。

　　可如何看待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研究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超出朋友的范围(同上书，第241页。)。其二认为，他们相互爱过如闵建国就持此种观点，认为沈从文对丁玲爱得细腻而悲伤。(参见闵建国：《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婚恋与创作》，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前者仅仅论证了丁玲不可能喜欢沈从文，因为在她眼中的沈从文一贯“软弱”、“动摇”和“胆小”。沈从文对丁玲的感情如何，未曾涉及。后者，仅提出观点，并未佐证，自然不可信。那么如何看待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呢？或许金介甫的观点较为公允。他考证沈从文在1926年3月曾为丁玲写过一首爱情诗《呈小莎》，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丁玲在与沈从文初次见面时也夸他“长相俊美”，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只是“沈从文早先对丁玲产生过柏拉图式的恋情”而已(参见《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第121～168页。)。朋友抑或恋人？似乎二者都不全面。男女之间除了友情和爱情外，应该还有介乎友情与爱情间的感情，这或许就是今天流行的“第四种感情”。这可以从他们之间的交往，特别是胡也频死后沈从文的表现得到佐证。

　　1928年7月，丁玲隐忍着对冯雪峰刻骨铭心的爱，和胡也频一同从杭州返回上海。胡也频受昔日熟人彭学沛的邀请，担任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他们仨曾经想创办自己刊物的梦想终于找到了实现的平台。为此，他们同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租房而居，并分别负责刊物的出版发行。1929年1月，由胡也频负责的《红黑》杂志和沈从文、丁玲负责的《人间》月刊正式出版发行。奉行文学“独立”的办刊方针，在政治斗争和经济压迫的双重挤压下，是注定行不通的。《人间》、《红黑》分别在出了4期和8期后，就难以为继。然而，他们文学理想的实践收获还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各自在此期间写了许多作品，如沈从文取材苗族传说的《龙朱》和《媚金·豹子与那羊》，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丁玲的《韦护》等，而且还以“二○四号丛书”和红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

　　为生计和偿还办刊所欠债务，1929年8月，由徐志摩推荐，沈从文接受胡适的聘请前往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胡也频到济南中学教书。不久，胡也频因在济南从事进步活动，被山东省政府通缉，被迫折回上海。接着，胡也频和丁玲双双加入“左联”，胡也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代表。1930年秋，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沈从文经他和徐志摩介绍，到陈源任院长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担任新文学研究与小说习作课程的教学。1931年寒假回上海，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再度重逢。胡也频曾劝沈从文和自己一道，从事进步的文学实践活动。“想得透彻”的沈从文，迷惘于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茅盾的争论，不愿违背出走湘西，寻求人生“自由”与“独立”的夙愿，始终与左翼文学运动保持距离，这不免使他和胡也频在信仰上产生裂痕。但沈从文仍然尊重并钦佩胡也频精神的雄强。1931年1月17日上午，胡也频来看望沈从文，说房东的儿子死了，他要送一副挽联，请沈从文为他拟好挽联的措辞，下午到他那里去写。中午，因一个同事约沈从文吃饭，两人在惠罗公司前暂别，沈从文看到胡也频穿得单薄，便把自己刚做好的一件海虎绒棉袍给他穿上。分手后，胡也频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不幸被叛徒出卖，与会人员全部被国民党军警抓捕。

　　沈从文第二天晚上才得到胡也频托人带来的信，叫他请胡适、蔡元培设法取保。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后，便同她一道找到了李达夫妇，经商量，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放人。接着，沈从文独自到南京，找邵力子想法，邵力子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请求斡旋。沈从文返回上海，事情没得结果，他又陪同丁玲再到南京，找中统的陈立夫。无奈胡也频是军统抓的，营救行动搁浅，找律师又遭拒。探监的时候，沈从文陪丁玲到龙华监狱看望胡也频。一切营救都无济于事，1931年2月7日，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烈士”和其他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龙华。

　　《记胡也频》沈从文著沈从文为营救好友胡也频，不仅两下南京，到处求人。胡也频牺牲后，他又从徐志摩处借得路费，冒着风险，以丈夫的名义护送丁玲母子回到湖南常德，乃至延误了返校的日期，丢掉了赖以为生的职业。其重情重义的侠义之举，令人钦佩。失去教职，沈从文只好留在上海，靠写作为生。这期间，他应徐志摩之邀，前往北京，重温了昔日他和胡也频、丁玲相聚的地方，故地重游，他写下了缅怀好友胡也频的纪实散文《记胡也频》。同年秋天，他应杨振声之邀，前往青岛大学任教。丁玲主编左翼文学刊物《北斗》时，曾向他约稿，他将《黔小景》寄去，发表在《北斗》第1卷第3期上。1932年夏，沈从文从青岛去苏州看望张兆和途经上海时，还去看望过丁玲。此时，丁玲已和冯达同居。沈从文认为他们气质不相符，冯达只是个“小白脸”，丁玲不以为然，两人自然无话可说。

　　半个世纪后，昔日亲如兄妹、情似红颜的一对好友，却因性格、信仰和文学观念产生误解，甚至反目。丁玲在80年代看到沈从文《记丁玲》后，对书中有关胡也频、鲁迅、“左联”的态度、与冯雪峰的“感情的散步”和冯达的同居甚为反感。出于意气，她在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发表《也频与革命》，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记丁玲》是沈从文“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丁玲对沈从文的不满，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她在30年代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沈从文没有尽朋友(朋友之责未免过分，红颜之恨尚在情理，笔者注。)之谊，到常德去看望她的母亲和儿子蒋祖林(参见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其二，是沈从文在文中将她写成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格雷泰·嘉宝主演的电影名)的女人。沈从文推断丁玲对他不满的原因也有二：其一，《记丁玲》及其“续集”对她“举得不够高”；其二，书中“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的一个人(指冯达)的‘怀疑’。”(参见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年第5期)。然而，作为异性知己，平心而论，沈从文当听说丁玲被捕后，并没有袖手旁观，他半个月之内写有《丁玲女士被捕》写于丁玲失踪11天的1933年5月25日，发表在当年6月4日的《独立评论》第52、53期合刊上。和《丁玲女士失踪》发表在1933年6月12日的《大公报》上。，为丁玲声援和鸣不平。当误传丁玲殉难时，沈从文还专门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老友的哀思。他在小说中，通过黑凤、仪青和薄静的议论，侧面地赞扬了被捕遇害女子孙孟轲丁玲小说《孟轲》中的主人公，借指丁玲，笔者注。具有的“革命、吃苦”精神和“朴素”而“不矜持”的品质。不仅如此，沈从文还以纪实性的手法，写下了他眼中的丁玲和胡也频的生活、创作和情感的《记丁玲女士》1933年10月9日至12月18日的《国闻周报》上连载；1934年9月良友公司出单行本时改名为《记丁玲》，因政治原因，《记丁玲》只出了全文的前半部，1939年9月，又以《记丁玲续集》续出了后半部分。。这固然是为了满足读者对知名作家了解的愿望，可流露在字里行间的仍然是他们三人浓浓的情谊。何况，1936年丁玲从监狱出来后，沈从文还专门到南京去探望过她。解放初期，丁玲有过短暂的顺境，而沈从文，却因左翼文坛的严厉批判而走入人生的低谷，甚至一度陷入“灵魂的迷乱”。丁玲闻讯后，与陈明、何其芳一道去看望他，并以二百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参见陈漱渝：《人物》1990年第5期。)

　　丁玲复出后，公开指责沈从文是“胆小鬼、市侩”，毕竟有失大家风范。沈从文知道后，也感情用事，在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文人的恩怨可见一斑。是非曲直已随风而逝，留下的却是难以释怀的疑惑，为什么两性之间的情感，曾经是那么纯洁与真诚，到后来却是以哀怨收场。或许沈从文的感触是对的：“美丽总使人忧愁”。《沈从文自传》，第226页。

　　文章摘自《民国的才子佳人:现代作家的婚恋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