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酝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致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致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30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的声音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啊?”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不必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原文题为《漫长的假期》,限于篇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