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1972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1968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1972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嘛，干部嘛，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嘛，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中，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