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相西泠秋拍的宋高宗《起复诏》的落款和日期，与现存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牴牾。

　　凡是老百姓都知道，宋高宗才是杀害抗金英雄岳飞的真正元凶。惟其如此，不久前亮相西泠印社2008年秋拍会的宋高宗手敕岳飞《起复诏》，不仅为收藏界所瞩目，也引起一般人的浓厚兴趣。正如史家谢启昆为此卷题诗所说：“三字狱成大理寺，不记诏书手亲赐。”

　　建炎南渡，高宗能在南方站稳脚跟，岳飞的贡献虽不是唯一的，却是最大的。绍兴四年(1134)，他发动第一次北伐，夺回被金朝与伪齐占据的襄汉六郡。绍兴六年，他准备再次北伐，收复中原。就在这年三月二十六日，岳母姚氏去世，岳飞三天水浆不沾，哭红了双眼，他与儿子岳云等“跣足扶櫬”，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徒步前往庐山安葬。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母亲落葬后，四月初七，岳飞辞官，入住庐山名刹东林寺，准备守三年之丧。按古代丧礼，称之为丁忧、丁艰或守制，而实际服丧二十七个月，并不拘泥于整三年。

　　再说宋高宗，虽一意求和，苟且一隅，但审时度势，深知对手尚未善罢甘休；倘欲以战求和，以战图存，就必须倚重岳飞这样的战将。这年三月，他刚命岳飞为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不设正使，用现在术语，就是副职主持工作)，显然是出击中原的重要部署。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高宗与宰相赵鼎分别获悉姚氏的讣报。赵鼎深知岳飞至孝，立即按例通过枢密院于四月初七与初九接连发文让他起复，同时请高宗下《起复诏》。所谓起复，就是指官员服父母之丧未满期而应召任职。当天，高宗遣使慰问，在常规奠礼外，加赐银千两，绢千匹，同时“即日降制起复”。这是第一道《起复诏》，但似已失传。据赵鼎给高宗的《乞起复》奏札，“缘初八日歇泊假”，由于恰巧休假，故而请高宗“于初八日进熟状，锁院，初九日降制”。也就是说，第一道《起复诏》是四月初九发出的。四月十二日，岳飞接到命他起复的密劄，立即上了《乞终制劄子》，希望皇帝“矜怜余生，许终服制”。不久，朝廷来使抵达庐山，岳飞准备以孝服谢恩，使者坚决不同意。岳飞接到密劄与第一道《起复诏》后，再上《乞终制第二劄子》。

　　据李心传所著高宗朝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0绍兴六年四月乙巳注引《日历》，宋高宗“二十七日甲子，降诏不允。五月壬申再降诏”。也就是说，高宗给岳飞先后颁过三道《起复诏》，即四月初八夜锁院草拟，次日初九乙巳发出第一道，四月二十七日甲子发出第二道，五月壬申发出第三道。岳珂(字肃之)所编《鄂国金佗粹编》与《续编》，是关于其祖岳飞事迹的文献汇编，仅收录一通《起复诏》，从行文“已降制命，趣卿起复”推断，应是第二道。在这道诏书中，宋高宗要岳飞“国耳忘家，移孝为忠”，“体幾事之重，略常礼之烦”，希望他起复后“趁吏士锐气，念家国世仇，建立殊勋，以遂扬名显亲之美”。无论语气，还是措辞，都体现了宋高宗的笼络手段，一开头就说“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结尾强调“故兹亲笔，谅悉至怀”。意思说，为了表达对你的倚重与关心，我都亲笔写了诏书，你也该体谅我的厚意吧！高宗这番话，应是针对第一道《起复诏》说的，那道诏书是锁院由词臣起草的，应该不会是亲笔御诏，其分量绝非亲笔诏可以比肩的。与此同时，尚书省劄子也通过金字牌传递着朝廷的意向。岳飞在《乞终制第三劄子》说：“今月初一，准御前金字牌递到尚书省劄子，奉圣旨，不允。”“今月初一”即五月初一，岳飞这道劄子应是对第二道《起复诏》与尚书省劄子的回复。而从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第二道《起复诏》，到五月初一岳飞接到诏书，四天的行程也基本上符合金字牌递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到庐山的日程。岳飞在劄子里说：“老母沦亡，忧苦号泣，两目遂昏”，再次恳请终制。

　　岳飞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守制，才有高宗第三道《起复诏》，也就是亮相西泠秋拍的拍品。据拍卖图录介绍，这件《起复诏》第一次公开面世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时任浙江布政使的汪志伊游览岳庙，岳氏后裔向他展示了这一诏书。他见已“残阙五六字”，便指示岳庙刻石立碑，保存至今还在供人观瞻。嘉庆八年(1803)，冯培编撰《岳庙志略》，据原件收录了这道诏书，以及面世八年来原件裱纸后的题跋。迄今为止，已有七十余位名人在其上留下了跋语，其中包括翁方纲、阮元、谢启昆、孙星衍、段玉裁、顾广圻、吴昌硕、康有为等硕学名士。在众多题跋中，连考据学大家段玉裁也肯定了手诏的真实性：“独余一诏分明在，言孝言忠墨尚浓。”唯有严元照表示过怀疑，他先是嘉庆四年题曰：“敕中有人臣幹蛊之语，按古训蛊为事，朱熹本义始以蛊坏为说，南宋初年尚无此训也。并识于此。”过了三年，又有跋云：“忆去年见《金佗粹编》《续编》，考此敕无有也。是肃之(岳珂字)未尝见此。又杭之先辈诗文亦无道及此者，或颇以为疑。”

　　这件拍品全文如下：“卿□终天年，连请守制者，经也。然国事多艰之秋，正人臣幹蛊之日，反经行权，以墨縗视事，古人亦尝行之，不独卿始，何必过奏之耶？□□练兵襄阳，以窥中原，乃卿素志。诸将正在矢师效力，卿不可一日离军。当以恢复为□，尽孝于忠，更为所难。卿其勉之。绍兴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皇)帝书赐岳飞。”行文倒也大体符合第三道《起复诏》的语境。但该拍品落款署“绍兴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日期上却与上引李心传注文大有出入。据心传注引《日历》，第三道《起复诏》明确是“五月壬申再降诏”。查《中国史历日与中西历日对照表》，五月初一为戊辰，壬申为初五，与二十八日相差二十三天。现存文物与历史文献在日期上的不相吻合，令人不能不对这件拍品顿生疑惑。

　　另外，这件拍品的影印件在落款上也让人颇生疑惑。其一，高宗给臣下亲笔诏自称“皇帝书赐岳飞”，明显有违他的落款习惯。岳珂所编《金佗粹编》开卷就有三卷《高宗皇帝宸翰》，共收宋高宗给岳飞的诏书录文七十六件，经查没有一件落款是自称皇帝的，而且也从来不用“赐岳飞”，而是一以贯之地写作“付岳飞”或“付飞”。一般说来，“皇帝”是臣民对他的尊称，“赐”也是臣下对皇帝恩赏的说法；君主自称“皇帝”，自称给臣下的书翰为“赐”，显然属于自尊自大。君主制下不是绝无此例，但现存高宗给岳飞的所有书翰里却从未之见。而这件《起复诏》在其为母守丧的情况下，却一反历来的落款，不能不让人有唐突之感。

　　其二，这件亲笔诏落款后没有押字，更是违背高宗行文的惯例。宋代皇帝在其亲笔书画落款时钤上“押字印宝”，已成习惯，说详拙著《水浒乱弹》中《押字》。查《金佗粹编》宋高宗给岳飞的所有“宸翰”录文，也是每件落款后都有“御押”二字。由于高宗御押是手写体的印模，描摹很难逼真，故而岳珂只能在每篇录文后注明“御押”二字。《金佗粹编》卷二《行边诏》现存有高宗真迹，不仅影印件的实物文字与岳珂录文两相契合，而且“付岳飞”落款后御押也灼然可见。而拍品仅在“皇帝”两字处有一朱文的“书诏之宝”，其样式与现存宋高宗付岳飞《行边诏》真迹中“御笔之宝”的印文颇有不同，也让人深感蹊跷。

　　加深这种疑惑的，还有收入《金佗续编》卷7的《辞免起复不允省劄》。这份省劄是高宗与朝廷通过枢密院颁发的，针对岳飞一再辞免起复，传达了高宗的最后通牒：一是命令岳飞“日下主管军马，措置调发，不得再有陈请”；二是命令岳飞的部将敦请岳飞“依旧治事，如依前迁延，致再有辞免，其属官等并当远窜”。正是后者，对岳飞造成巨大压力，倘若他固执己见，仍不起复，他的部将都会以“不体国敦请”而得罪远窜，这是岳飞在起复上动摇的根本原因。而其时边报传来，伪齐军队又乘机攻占唐州(治今河南唐河)。于是，岳飞中止守墓，下了庐山，重返鄂州。为了寄托自己的孝心与哀思，他木刻了母亲像，行“定省之礼如生時”。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省劄在《金佗续编》里的落款是“绍兴六年五月十一日押押”。最后“押押”二字，也是枢密院长贰在发出省劄时的押字，由此也可见宋代文书落款中押字已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关键在于，这份省劄发出日期为五月十一日，按金字牌递的行程，至迟五月十五日这份最后通牒应该送达岳飞之手。岳飞结束守制，起复下山，也只可能在接到这份省劄后的一二天内。也就是说，至迟五月十八日岳飞就应该起复，并将这一决定禀报高宗与朝廷。起复事至此已经画上了句号。高宗至迟在五月二十二日就该知道结果，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在六天之后的二十八日再写一封亲笔《起复诏》“赐”岳飞。

　　道光元年(1821)，松筠题跋说：“高宗敕岳忠武书(按：即《行边诏》)，与此敕笔墨宛出一手，洵为思陵(宋高宗陵号)真迹。”是否如此，两件文物俱在，文物鉴定专家会作出判断。笔者根据拍品《起复诏》的落款和日期，指出其与现存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牴牾。倘以排中律而论，其中必有一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希望高明者能够指擿我的考证存在谬误，让这件拍价八百三十万元的拍品物有所值。

　　最后，再说一件与《起复诏》有关的轶事。南宋名相周必大在岳飞死后二十六年游庐山，其《泛舟游山记》说：“由石门涧出官路，稍前即岳家市，岳飞葬母于此，故为市。”对于生养英雄的伟大母亲，英雄虽然最终没能为她守丧三年，但人民却以“岳家市”的命名永志纪念。去庐山的游人，到了东林寺，你是否也会想起岳飞曾在这里为母亲守丧，是否也会探寻与凭吊岳母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