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有没有春天

　　作为一种新异的文学现象来看，“山寨文化”还有待于在发展中观察，现在还不是研讨的最好时机。从现在的材料来看，作为科技产品的“山寨文化”还比较实在；而作为文化产业的山寨文化，我觉得还比较空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

　　山寨文化的玩法，离抄袭已经不远了。所以，抵制山寨文化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包晓光

　　目前中国社会文化正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山寨文化”不会昙花一现。政府以及文化界完全可以通过引导提升“山寨文化”的品位，使其进入一个合理、健康的发展渠道。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

　　CCTV和CCSTV，乍一看，很像。

　　再定睛一看，前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央电视台”；而后者，则是近期炙手可热的“中国山寨电视台(CHINA COUNTY SIDE TV)”。越临近春节联欢晚会，CCSTV就越火，因为他们要打造一场“2009CCSTV山寨春节联欢晚会”，俗称“山寨春晚”。

　　山寨春晚：很火很疯狂

　　就是这么一场打着“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标语的联欢晚会，在2008年11月29日被媒体曝光之后疯狂起来———导演老孟成了名人，会议不断接待不绝，媒体得排队才能采访到他。朋友说，老孟现在每天要接受十多家媒体的轮番采访，要接近200个电话，睡觉不足5小时，连上趟厕所都要跑去跑回……

　　“好玩”，是要办这场“山寨春晚”的初始想法，跟老孟一起成为“山寨春晚”组委会成员的小李悄悄地说：“绝对不是一时冲动。”其实，老孟和小李都是“娱乐圈内人”，老孟从事的是主持人培训工作，小李则是已经签了太合麦田的某乐队吉他手。好友之间摩拳擦掌，准备一台能自己表演的草根春晚的想法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来了。“我们搞了网上招募节目，没想到大家那么热情。”才十来天时间，组委会就收到了800多个节目，年纪最小的5岁，最大的70多岁，都是家人给报的名。

　　跟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相比，“山寨春晚”确实非常草根———远在北京北五环外领地OOFFlCE大厦B座602房，老孟去年8月份租下的。去过的人是这么描述的———房间设施很简陋，共有四个单间，一个大客厅，整个剧组的工作面积不到200平方米。在狭窄的办公大厅里，有一个长四米、宽两米的小舞台，那就是山寨春晚审查节目专用舞台。小舞台右边有一个陈旧过时的只有十多个音轨的调音台，上面放着几个话筒。舞台左边则是一幅大型的山寨春晚宣传招贴画。招贴画上，主办单位：咱们老百姓；演出时间：2009年大年三十除夕夜。

　　然而，就在这么一个寒碜的地方，“山寨春晚”已经开始了它的第一次全部节目彩排。小李透露，从原来800多个节目里，他们筛选了30多个节目，大年三十晚上9时9分将开始晚会的网络直播。对于节目内容，小李和老孟都三缄其口：“会有晚会应该有的节目。”记者打探到，开场的主题曲，便是小李他们原创的歌曲———《我们的舞台》。

　　以“山寨”的名目折腾上了贵州电视台，又戏剧性地以“山寨”的原因取消，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为其摇旗呐喊：“这是推动文化创新的动力，如果有很多名人愿意参与，观众愿意看，打破央视春晚多年不变的老面孔，各具特色，未尝不是件好事。”

　　山寨现象：很强很嚣张

　　然而，“山寨春晚”只是这场来势汹汹的山寨大潮中的一员。

　　“山寨”二字，似乎成为2008年的一个标签，而各式各样的“山寨军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这一年里，“山寨”大规模、全方位地攻城略地———山寨数码产品、山寨电影、山寨讲坛、山寨广告、山寨熊猫、山寨明星乃至山寨女友……“山寨”家族日益壮大，让人目不暇接。

　　山寨明星。起源也许是模仿秀，但是天生相似的容貌，似乎就是为了山寨而开山铺路。目前，山寨里最流行的有“山寨刘翔”刘畅、“山寨周华健”周财锋、“山寨周杰伦”周展翅，模仿着明星的一举一动去参加演出、代言广告，派头一点都不亚于正牌明星。

　　山寨熊猫。武汉江城冒出一只“山寨熊猫”，不仅雷到了人，还雷到了街头的宠物狗。主人张先生打趣地说：“熊猫可是国宝啊，可太稀有了！我们可以自己造。”为了设计这只“山寨熊猫”，张先生可没少费工夫。而这只被打造成“熊猫”的松狮狗，名叫“盼盼”。

　　山寨电影。大片《赤壁2》刚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网上就有了山寨版。在百度上一输入“山寨”二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四大名著中的三部就能搜出自己的“山寨版”，《百家讲坛》也不例外，更搞笑的是，“百度”也被山寨了，出了“山寨百度”，更有牛人推出了“百谷虎山寨搜索”，意思是“百度google雅虎一起搜”。

　　山寨手机。它依然以低价格、多功能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你看我这款手机，不仅有触摸屏，还有高清晰摄像头，可以用笔手写，可以看电子书，听音乐，看MP4，还可以摇晃接电话，甚至连复读机功能都集中在一块儿了。”广州市民黄先生口中这么满意的手机，便是花了1000多元从手机市场里淘回来的山寨机，“我以前的手机被偷了，现在用山寨机，不仅比原来那部3000多元的手机功能强大，就算丢了也不心痛”。

　　山寨手机的共同特点，便是配置高，集彩屏、蓝牙、800万像素摄像头、手写输入、超大字体、超强待机以及双卡双待等功能于一体，价格比同等功能的大牌手机便宜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山寨手机能满足中国消费者的所有要求，”刘小姐是这么评价山寨手机的，“我要给我爸爸买手机，可老人家眼神不好，但我找了很多品牌，发现只有山寨机才能满足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山寨手机后面，紧跟着的是山寨电脑、山寨数码相机，显然，山寨打着“物美价廉”的通行证正向其他3C领域挺进 ……

　　种种山寨版本，在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授看来，便是“山寨文化是对相关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暴利行为的反抗。”李宗桂说，几乎所有新兴行业特别是高科技行业和垄断行业，暴利思维积久成习，民众在一时无法从根本上从体制上改变暴利现状的情况下，采用“山寨”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求，何尝不是对行业暴利的反抗？这种反抗持续日久，自然会成为暴利行业暴利行为的匡正力量。

　　山寨源头：很早很广东

　　显然，要了解“山寨”为什么那么疯狂，就不能不追问，山寨到底来自哪里？结果可能会让“老广”们大吃一惊———“山寨”竟然源自广东！

　　除了“设有围墙或栅栏的山区村庄”的传统解释之外，“山寨”几乎在所有的网络解释上，第一句便是：“‘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是一种由民间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等，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以兼容的强大功能、花哨的包装、低廉的价格赢得消费者而赢利。”

　　追溯源头，广东十多年前便有了一个贬义词———“山寨厂”。“老广”们也许还记得，当年的山寨厂模仿的并不是手机，而是VCD、DVD碟机。上世纪末期，珠三角里除了我们熟悉的万利达、步步高等品牌之外，更多的是山寨厂的老板们招聘了一批农民工兄弟，租一间民房，购买元件组装“杂牌”VCD播放器，不仅外形、功能模仿名牌，品牌上也大打擦边球，可谓“山寨”的“老祖宗”。

　　当时的“山寨”二字，正如这些“仿名牌”的机子一样，以一种贬义词的身份存在着，遭人白眼，及至近年山寨厂开始疯狂生产手机时，也没有人认为这些东西能成气候，更不会有人认为这些东西的背后存在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将来会影响中国的IT行业。据说，跟山寨手机同时出现的还有山寨MP3，在华南地区一度涌现出300多个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MP3牌子。

　　然而，在山寨手机“培育”了几年的市场之后，2008年风向一下变了，“山寨”渐渐从一个名词转变为一种现象，从一种现象转变为一种产业，又从一种产业转变为一种文化。至此，山寨彻底颠覆了传统行业的规则，一路狂奔。

　　本报记者 李晓莉 实习生 陈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