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红旗轿车”的一场风波

　　我自从走进李公馆之后，陪伴着德公的日常起居，整天与德公在一起，听他讲着过去那些传奇色彩的故事，我心里很满足。只是结婚后就赶上“文革”，我们原本轻松愉快的心情，伴随着不断听到的坏消息而变得日益紧张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

　　1967年的“五一”节后的一天，我跟德公在吃过午饭后，又照例坐下来准备下棋。在摆好了棋盘后，德公习惯性地用手顺了顺稀疏花白的头发，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多月没有理发了。自从回国以后，德公每月都会定期到北京饭店理发，他生活很有规律，无论是起居饮食，还是其他要做的杂事，都是井井有条。我知道，给德公理发的是北京饭店的专业理发师，这也是国务院给德公专门安排的待遇。当时，我半撒娇地对他说，我的头发也该整整了，干脆我陪着你去吧，德公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候，给德公专配的是一辆黑色的红旗牌大轿车，在与德公结婚近一年的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坐过。听说以前郭德洁活着的时候，也从来都不单独坐德公的这辆车。当然，我也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到了下午五点多钟，我和德公才理完了发，德公望见我焗了油的大波浪头发，说我简直就像一个电影明星，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不由得联想起我的生母，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蜚声影坛的“电影皇后”胡蝶。

　　接下来，都是我多事，我对德公说现在时间还早，不如顺道去一趟东单路口的北京医院，再去给德公拿些药回来。当红旗轿车驶进医院大门的时候，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向我们的车子围过来。我取完药品后，朝轿车走来的时候，只听得旁边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地评头论足。有人突然冲着我大吼一声:“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别走！”这一喊不当紧，人群中仿佛像找到知音一样，顿时炸开了锅。两边的人们一下子聚拢过来，就差没有对我一阵劈头盖脸的毒打了。好在司机一见当时气氛不对头，把车提前发动并往后退了几步，正好停在我撒腿起跑的地方，我在慌乱中打开车门，急忙钻了进去。轿车“哧溜”一声跑出了医院大门。

　　我们回到李公馆，我还惊魂未定地没有缓过神来，再看德公，他把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吭声。我赶忙向他道歉。难得德公是个好脾气，一边安慰我说今天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一边又说以后我们要千万小心，不要再随便出去了。我很感谢德公对我的理解。

　　第二天的中午，德公的老友邵力子给我们打来电话，他们也听说我们在北京医院险些受冲击的消息。接着，邵力子的夫人又接过话题，在电话里除了安慰我之外，主要是好心地劝我赶快把大波浪给剪掉，不要再穿高跟鞋，要换上布衣布鞋。她还告诉我，如果红卫兵真的要闯进家里，你一定要及时给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打电话，要保护好德公的人身安全。同样还要在危险的时候学会讲究技巧，给红卫兵背诵“为人民服务”这句毛主席语录，你看周总理的上衣兜旁边不就是一直别着这句话的小像章吗？如果红卫兵问你为什么要跟李宗仁结婚，你也要说是为人民服务。千万要记住啦！

　　两三天后，街上各种各样的油印小报依然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什么“胡友松横遭批斗”、“胡友松被剪‘阴阳头”’、“胡友松被罚到天安门广场扫大街”等，净是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

　　这件“红旗车事件”传到了周总理那里，他很重视这件事情，并请相关人员来具体落实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医院里的大字报也就赶紧给撕下来了，也再没有人四处传播这件事了，这样我的心绪才渐渐地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