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长期以来，对于他1937年出狱后为何没有回到党内工作一事，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那么其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有条件地让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包括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这成为陈独秀出狱以及回到党内工作的契机。当时，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多方面考虑的。

　　从陈独秀方面来说，陈独秀虽被开除党籍，其错误是路线错误，自己是被动的，他和党的矛盾，在性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没有变节，继续反对国民党，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的利诱，为他要求回到党内工作，留下了余地；陈独秀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被国民党杀害，说明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工作，与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有关，有感情基础；此外，陈独秀提前出狱，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国民党一道抗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提出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包括释放陈独秀，陈独秀是感激党的营救的。这一切表明，陈独秀希望回到自己发起的党内工作，有思想和感情基础,有阶级基础。郑超麟先生因为陈独秀后来被拒绝去延安，写文章根本否认陈独秀曾提出回到党内工作，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从党内外环境看，一方面，党正处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时期，需要团结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一道抗日，同意犯了错误的陈独秀回来工作，在党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与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党经过长征，加上张国焘分裂党，力量消耗很大,需要加强党的内部团结。过去，在处理陈独秀的方法上，由于采取了打击的政策，影响很坏,现在有条件的欢迎陈独秀回来工作，也是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需要；当时，林伯渠、王若飞、博古、叶剑英、周恩来、董必武等和陈独秀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同志，都表示欢迎陈独秀回到党内来工作，说明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在党内有基础；毛泽东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胸襟宽阔，眼光远大，毛泽东思想正处于成熟时期，他和张闻天一起，表示有条件的同意陈独秀回来工作，是真心实意的，并不是因为陈独秀脾气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给他出难题，而不希望陈独秀回到党内来工作。当时，《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解放》杂志的这篇文章，是不可能发表的。

　　●王明和康生的态度，彻底堵塞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道路，他们还给陈独秀戴上了“汉奸”的帽子

　　陈独秀在听到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条件后，情绪是高兴的，并就这三点一一作出了答复。但陈独秀的确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陈独秀是个倔强的脾气，一时不写检讨，错过了回到党内工作的最佳时间。正在决定陈独秀是否回到党内工作的关键时期，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延安。王明到延安后第五天，就在《解放》杂志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接着，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所谓“事实”。王明和康生的态度，彻底堵塞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道路，而且他们给陈独秀戴上了“汉奸”的帽子。

　　●王明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是其抵制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那么，王明为什么坚决地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呢？

　　首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以势压人。对于王明的居高临下，毛泽东立即意识到了，称他是昆仑山上下来的人；和王明的第一次集体合影，毛泽东站到了后排。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严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联合除汉奸外的一切力量抗日，这是王明把汉奸的帽子强加给陈独秀，把不是汉奸的陈独秀硬说成汉奸的原因。为了反对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王明不择手段，不惜触犯众(民主人士)怒，诬陷陈独秀是“汉奸”。

　　其次，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到延安工作，一石二鸟，实质是在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谈到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观点针锋相对是对立的。由于党内思想不统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的一段时期，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李维汉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44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这些都说明，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是王明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因为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失势。这成为毛泽东重新谈陈独秀的转折点。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十分高兴，原因之一，他在总结党的历史时，不再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对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的评价，可以有更独立的见解。这是毛泽东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后期,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多次肯定陈独秀的国际原因。

　　朱 洪

　　(作者系安庆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