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宋子文日记记载，上午西安方面召开“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会议，张学良、杨虎城属下的部分将领认为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至少应履行承诺部分条款，因而“引起轩然大波”，“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张学良与宋子文召集态度最激烈者进行说服工作。当晚，杨虎城也因同样的问题与张学良“发生激烈争吵”。宋还和张学良讨论如何使蒋离开西安的办法。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记载说：“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全相反。”蒋乃嘱咐宋子文将条件退还以及中共方面“不再言条件”。接着，蒋记述了周恩来和他会见的简短经过。

　　比照蒋介石、宋子文24日日记，有以下几点不同：第一，宋的日记看不出是日进行了谈判。蒋日记则有中共忽然提出七项条件等等，似乎谈判在继续；但又说这是张学良“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未几，张果出而调解”，“共党并不再言条件”，又似乎是非正式谈判。综合二人记录，24日没有进行正式谈判。第二，蒋日记表明周恩来在张学良、宋美龄的陪同下，在夜间十时许与蒋会谈。这是西安事变期间周、蒋的第一次会面。但会谈时间不长，也没有谈什么实质问题。周、蒋会见的时间及经过，蒋的记述应该是真实的。宋之所以未提，如前所述，他把日期记错了。第三，两人的日记虽都证实了张学良、杨虎城因放蒋问题发生激烈争吵，但宋记载详细，而且说明他和张学良商定，25日秘密单独释放蒋及办法，即“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虎城)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不过，这一计划最终未实行。

　　25日，宋子文日记记载：宋氏兄妹见了周恩来，周再次要求见蒋介石。周见蒋时，要求他作出停止剿共、容共抗日和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解释其主张三项保证。蒋答复说，若红军“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并同意周本人亲赴南京，继续讨论。周与蒋会谈结束告辞后，又和宋子文落实了以下几件事情：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2、蒋返回南京后应发表通电，3、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4、中共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5、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督促周必须让蒋迅速离开西安，周“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当日下午4点30分，蒋介石等人抵达洛阳。

　　蒋介石这天日记记述内容较多，主要为晨刻宋子文告知张学良决心送他回南京。上午十时许，周恩来第二次与蒋面晤，希望蒋对他当面承诺“以后不剿共”，同时答应蒋提出的以后中共拥护其领导，红军接受其指挥。蒋虽然拒绝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以后不剿共”一语，但明确同意对红军“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蒋离开西安登机时，曾阻止张学良护送其回京。下午五时廿分，蒋介石等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抵洛阳。

　　对比蒋介石、宋子文25日日记，其共同之点：第一，是日上午，周恩来与蒋面对面正式敲定，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进行合作抗日。由此结论，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共进行了两次会谈，一次在24日夜间，一次于25日上午；至是日上午，和平谈判顺利结束。第二，周恩来答应宋子文劝说杨虎城，帮助蒋介石当日离开西安，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表明周恩来是同意蒋当天离陕回南京，但并不知道张学良要亲自送蒋返京。第三，蒋离开西安前，曾召张学良、杨虎城训话。不同之处：(1)关于蒋对张、杨的训话内容，宋日记系蒋原谅了二人的做法，蒋日记仅说训话半小时。另据杨虎城事后说，蒋对他们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2)张学良决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因杨虎城反对，乃决定让宋美龄和蒋介石分头离开西安，遭到宋美龄的反对后，张答应想办法一起走。宋的日记没有这些记载，类似的内容记在了前一天。(3)蒋一行抵达洛阳的时间，宋记载为4时30分，蒋系5时20分，离开西安到达洛阳的时间，对蒋来说，应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的记录应是正确的。

　　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通过蒋介石、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的对比，显然，由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蒋介石在涉及到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以及做出的让步妥协并最终接受停止内战、容共抗日主张这方面的记录，有所顾忌，故意隐晦或轻描淡写，而对宋美龄到西安劝说他作出适当让步，满足西安方面开出的条件，以及对宋氏兄妹冒险营救他情感的流露等，着墨较多；宋子文则在蒋不愿记述的方面记录比较客观、详细，但在一些时间、日期上记述有误。尽管如此，这两份日记补充和纠正了已知史料之不足或错误，并解开一些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历史谜团，对于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以及事变的重要当事人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周恩来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因此，这两份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文／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