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梅兰芳》岁末热映，带动了坊间的“京剧热”和“梅孟热”，作为一部向传统文化致敬的影片，《梅兰芳》也成为了今冬学界热议的话题。“祛魅”还是“圣化”？艺术大师的艺术道路与人格精神，孰轻孰重，又如何血脉贯通？学界对《梅兰芳》出现了种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近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协办的“电影《梅兰芳》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影视系主任陈旭光教授提出，《梅兰芳》将梅兰芳“祛魅化”，将一代京剧大师还原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体现了梅兰芳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挣扎和困境。“相对于以前的一个强调‘大写的人’、强调英雄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平民化时代。与之相应，新世纪以来的部分大片之所以不成功，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普遍公认的原因就是远离时代，远离生活，注重画面好看，却忽略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人物是模糊的。”陈旭光认为，从以普通人视线来看革命战争的《集结号》开始，再到《梅兰芳》，中国大片的趋势是回到平平实实的人本身。“对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立体呈现更重视了。这种人的复杂性、丰富性，在大片屏幕上有点久违了。”

　　所以，“《梅兰芳》让我们记住了这个人”，陈旭光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至于学界中有些评论认为，《梅兰芳》在关于一代京剧大师的塑造时，对京剧艺术的创新、发展，包括梅兰芳本身的艺术造诣成就着墨甚少时，陈旭光认为，《梅兰芳》不是一部艺术传记片，“如果用艺术人生来形容，则更重视为人生的艺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关注一个取得如此艺术成就的人的人生的影片更有价值。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教授的观点与陈旭光略有不同。他认为，从美国演出这场戏开始，梅兰芳就开始被神化了。因为“神化”而使梅兰芳失去了主动动作，没有内在焦虑、没有情感煎熬、没有内心的复杂。接下来的段落，梅兰芳被生硬地转化为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艺术家。“梅兰芳不上台演出绝不等于京剧与梅兰芳无关，恰恰相反，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冲突和心理煎熬，但电影中的梅兰芳却太平静，太固化，他与孟小冬的情感纠葛，他与邱如白的控制与挣脱，他在京剧与气节的艰难选择下的内心折磨，完全没有表现的痕迹。”尹鸿认为，电影中最后一段的梅兰芳，被简单地政治化、道德化和概念化，“《梅兰芳》的前三分之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大片在人文和艺术道路上的曙光，但后三分之一却让观众多少有些失望”。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表示，梅兰芳作为一代京剧大师，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他耀眼的艺术光环，他身上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都注定这是一部很不好拍的传记片，而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不论情节、场景还是人物扮相，都是清雅简洁，而“古雅素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有趣味的一面”。相较于《霸王别姬》，他认为《梅兰芳》更干净洗练。但是，作为一部众望所归的大片，如果确实要挑毛病，《梅兰芳》的主要问题是对一个艺术的梅兰芳、多情的梅兰芳以及伟大的梅兰芳三者之间如何血脉贯通的问题。“第一部分是学艺之路，第二部分是梅孟之恋，第三部分是艺术与气节，三个部分拆开来看都非常不错，但衔接方面是有问题的。影片想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梅兰芳，一位艺术大师在艺术的最光辉时期，将生死置之度外、与侵略者抗争，尘埃落定地给他下了一个‘伟大’的结论，这位艺术大师的艺术造诣在‘伟大’面前被抽象掉了。”所以，肖鹰还是认为，最后一部分戏太重了，作为艺术大师的梅兰芳呈现不够，梅兰芳骄傲于世的东西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研究员却另有看法。“梅兰芳在京剧上的辉煌是没有人怀疑的，如果电影重现这些，不过是把舞台艺术变成了电影艺术，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不能重新唤起人们对梅的由衷的敬意。现在的影片是从一个人的人格的角度重新塑造梅兰芳，我认为，这代表了导演、编剧这一批现代人对艺术家的精神的认定，他们认为这种东西是最宝贵的，也是更能贯穿历史的。”贾磊磊提出，一部电影最关键的是它的“核”，而且这个核心价值的表述不见得是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的，有时候故事开始很长时间，它刻意要表现的情景才出现。比如，《天下无贼》的核，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美梦，为了这个美梦，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呵护，虽然最后很多人为了呵护这个美梦而死；《梅兰芳》的“核”，就是一批文人知识分子的气节。

　　“日本人来了之后，陈寅恪的父亲绝食而死，费穆拒绝拍电影，梅兰芳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给日本人唱戏，一批文人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方式来反抗侵略者，有的是死，有的是放弃，有的是拒绝。这种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讨论电影放弃这些核心价值，去纠缠一些细节，我觉得那不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贾磊磊如是说。

　　无论如何，一部电影引发学界如此之多的争议确实并不多见。正如贾磊磊所言，“一年400多部电影，有些电影看过了根本就不需要花时间去讨论，一部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电影才是值得讨论的”。《梅兰芳》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记者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