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知，让他们按月拿到了工资

　　老干部们刚到大食堂吃饭时，有些不习惯。我们曾想给他们指定窗口买饭，免去排队之累。他们没有接受，愿意同工人一起排队。我们也跟食堂交代，他们中间谁病了，给做病号饭。谁愿意吃什么菜，来个小炒也可以。那时候就餐要带许多票证，买主食分粗细粮，买菜有菜票、油票，用起来比较复杂。他们担心付票动作慢影响后面的职工，就干脆把放票证的纸夹子一下交给卖饭卖菜的炊事员自取。为此经常引得人们一边发笑，一边安慰他们说，不急不急。工人们不理解的是，那么高的领导干部，为什么都不舍得买贵一点的菜吃。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老同志有的被“造反派”夺权，工资停发，每月只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吃得起好菜吗？有的把烟都戒掉了，戒不掉的买不起香烟，就在街上买烟叶卷着抽(当时称“吹喇叭”)。即便这样也不敢放开抽。把烟叶撒成小片，实行自我限量，每日六小片，不够就忍着。朱德海同志便是这样做的。他手中拮据得很。一次，我去他的房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给我看。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呢，他一层一层地解开，原来是几张有整有零的人民币。他对我说:“这是我攒下来的16元钱，够我女儿来北京看我的单程火车票钱了。再攒16元，就可以让她来了。”

　　当时这些老同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苦中寻乐的“晚宴”。记得那是一个周六晚上，我到招待所去，一进楼门，便听到阵阵的欢笑声。走近发觉笑声是从江渭清的房间传出的。我敲门进去，只见桌子上放着两个白色饭碗，一个碗内盛着半碗白酒，一个碗里是猪头肉，在盛肉的碗上搭着一双筷子，五个人坐在桌子周围，高兴地推让着从谁那里开始喝。见我进来，忘了是谁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叫我坐下一起喝。我说我酒精过敏，有福享不了。但是我愿意同老同志们共享这种快乐和气氛。我说，我到食堂再取几双筷子吧？他们说不必，共用一双筷子显得更亲切，更随意。他们还讲述了这次“晚宴”的发起过程，推举哪两个人去买的半斤酒和一斤猪头肉。张平化说，多少年了，这种“打牙祭”的形式，还是唯一的一次。他们边聊边喝。我注意到了，轮到谁喝，也只是端起碗来轻轻地抿一下，夹一小块肉。不知转了多少圈，那点酒、那点肉，才被喝干吃尽。

　　相比之下，这些老干部的生活条件，落差实在太大了。在正常的情况下，组织上为他们配有炊事员、警卫员、专车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衣食住行都用不着自己操心。而如今，单独一个人出来，生活靠个人照顾，的确存在许多困难。既然遇到了这样的处境，老战友们就互相帮助。例如，黄欧东省长有心脏病，怕在夜间发作，他就同他的两边邻居张平化、朱德海商量，以拍墙为号，听到拍墙声，就赶快到他房间帮忙。说着，他们进行了演习，张、朱回各自的房间，这边一拍墙，二人闻声一齐跑了过来。黄满意地说:“挺及时，没问题。”

　　我把上述情况向家鼎同志汇报后，他说，这些老同志的生活过得太艰苦了。还说，要尽快回去向总理报告。几天后，他满带喜悦地向我传达了总理听他汇报时的情况和圆满的结果。家鼎同志说，他是在一天夜里在总理办公室里向总理汇报的。当听到几位老同志共用一双筷子小酌的场面时，总理哈哈大笑。他说，这些同志生活已经大众化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比如江华同志，很讲究的，客厅、卫生间、卧室里，甚至门把手上都放着湿毛巾，以备随时擦手。现在能同多人用一双筷子吃东西，真不简单，还是多接近群众好。往下听，总理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也很少再问话了。然后要家鼎陪他到外面走走。他看到总理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时而停下仰望夜空，时而又慢慢踱步。许久，总理指示他马上请值班的同志，电话通知遭受扣留工资同志的所在省委，要求从下个月起，将他们的工资，按月全额寄至中直招待所转交本人手中。下个月，几位被扣工资的真的收到了自己的工资，个个高兴不已。张平化说:“以前我还从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原来每月三百多元啊！”朱德海也说:“过去都是秘书和管理员代办的，自己从不过问。”

　　他们感激周总理，同时又心疼周总理。他们说，总理无微不至地保护我们，可是，他的处境也十分困难，林彪、“四人帮”视他为他们抢班夺权的最大障碍，对总理实施栽赃、诬陷、刁难、围攻、精神折磨等卑劣手段，妄图扳倒总理。然而，总理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斗争着、工作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通知”。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接到这个通知后不久，仓促离开了工厂。他们听说是往外地疏散，疏散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记得，徐向前元帅走时，他的车路过军宣队门口，自己来不及下车，让秘书进去代他打了个招呼，即疾驶而去。离开最晚的是张宗逊、王恩茂，在1972年离厂。

　　数年以后，也就是在江华、江渭清、王恩茂等同志复出工作后，我们又见面时，他们曾一再感慨地说，当年，周总理担心我们被揪斗、遭迫害，报请毛主席同意，把我们从地方召到北京，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择地转移，目的就是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期间虽然生活条件苦一些，但最终我们还是被保住了，成为幸存者。这样才使我们获得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1975年1月，江华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0年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审判工作。王恩茂、江渭清、张平化、张宗逊等，都先后又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除上述8位老干部外，由中组部、国家有关部委等单位安置在二七厂的十多位干部、学者和其他权威人士，也同样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陈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