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交给我们一项特殊任务

　　周总理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感人事迹，早已在社会上传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并记入史册。当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心里一直沉甸甸的。四十年过去了，周总理和保护在北京二七厂的8位老干部，都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是，多年来我时常被一种历史责任感鞭策着，不把它写出来，心里就永久不得安宁。

　　1968年9月，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第二年初，上级指示我们，要往工厂安排几位“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后这样安排的。自从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开始，夺权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省、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不仅日夜遭受批斗，人身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中央曾以开会名义，把这些老同志召到北京，分散安排在几个地方。可是，不知怎么被“造反派”知道了，一夜之间，住在南长街一处小院的几位省的领导，被劫持一空。住在中直招待所、中组部招待所的领导们，也相继遭到冲击和劫持。周总理焦急万分，一面责令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立即设法找到下落，把人全部要回来，一面立即向毛主席报告，研究如何采取更加周密的保护措施。经毛主席同意决定，以下放劳动名义，把这些同志安置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车辆厂和新华印刷厂保护起来。因为这几个厂是中央警卫部队军管的单位，是毛主席抓的“点”。那时，总理办公室有3位秘书在军宣队工作。总理通过他的秘书、二七厂军宣队领导成员周家鼎(为了保密和方便工作，进厂前，总理建议改名贾汀)指示工厂和军宣队，要做好几项工作。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一个人被劫走或去工厂找他们的麻烦；第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包括食宿、看病、用车等；第三，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适当安排点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便于接近职工群众，从事一些社会调研工作；第四，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以及给中央的信件，要及时送交。

　　周总理的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他保护干部的一贯思想，他曾在许多场合说:“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功过分明，该保的一定要保。”他还说:“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干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革命传统。”

　　从1969年开始，以中央名义，先后安排到二七厂的老同志有8位，他们是:

　　徐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宗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上将军衔。

　　王恩茂，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将军衔。

　　江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五政委。

　　江渭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

　　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黄欧东，辽宁省省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朱德海，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州政协主席，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

　　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无论是军宣队或工厂职工，对老同志来工厂的事情，确实做到了守口如瓶，始终没被泄露出去。那时候厂里最好的住房，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苏联专家修建的招待所。这些老干部就安排在这里住宿。这是座两层小楼，除徐帅住二楼的一个套间外，其他都在一层，每人一个单间，面积十多平方米，距生产车间有段距离，环境比较安静。距职工食堂较近，吃饭还算方便。招待所门口有传达室，由几位老职工负责昼夜值班，有事及时与军宣队和工厂保卫科联系。刚进工厂时，担心安全出问题，军代表同他们一起上下班。夜间，军代表还时常在他们的住地周围巡逻。需要看病的，小病可以在工厂医院看，工厂医院看不了的，由军宣队派车到301总医院高干病区诊疗。为落实照顾老干部工作，军宣队领导指定我为联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