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评价说:王观澜是我们党内最懂得农民与土地的人之一。1954年秋，王观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邓子恢等“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这样一来，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在3年内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违反规律，脱离实际，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农民一拨接着一拨。

　　对农村出现的种种问题，王观澜极为关注。他身穿旧棉衣棉裤，亲自到上访农民家中，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意愿。上访农民很乐意和这位“老农”干部谈心，但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农”，正是他们要找的中央农业部门的高官。

　　带着农民遇到的实际难题，1956年4月，王观澜率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临海等县农村搞调查研究。在临海，他为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比上一年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批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报告随即被批转全国各地。

　　看了毛泽东的批示，王观澜很是兴奋，他认为农村和农民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再度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河北徐水某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及家里情况，并开玩笑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咱们疏远了。”

　　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之间显得并不紧密。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却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王观澜内心很不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但总感觉场合不合适，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于是他和妻子徐明清商议，以妻子的名义俩人共同给毛泽东写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敬礼！

　　明清1961年1月25日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王观澜也考虑到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信写好后，他郑重地把3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他说:“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当普通来信来访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妻子套了3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最后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3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你们的信收到了，谢谢！”

　　知晓了毛泽东对信的态度，王观澜夫妇这才放了些心。特别是王观澜，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

　　19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个晚上，已经9点多了，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那天，毛泽东站在门口迎接他，特别客气，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毛泽东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并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来源：《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