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

　　周总理领导外事工作几十年，他不仅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亲自组建和培养了我国的外事队伍。他为我国的外事干部制定了十六字守则，要求一切外事干部必须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他说：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懂中国历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学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跪着办外交。”“我们反对失掉民族自尊心”。他说；“加强我们的自信，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对我们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它与国际主义是结合着的，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总理1963年勉励在国外工作的同志说：入污泥而不染，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最难能可贵的革命品质。总理一向反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求外事人员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总理要求驻外使节向驻在国学习，指出一个民族能存在到今天，一定有其长处，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要学习驻在国语言，尊重驻在国的风俗习惯，熟悉驻在国情况。总理特别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思想，1952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便抓住这个问题，大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他说，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例如，1954年夏，总理访问印度就交代在机场的讲话要先译印地文，后译英文。在万隆会议时，总理同阿拉伯人谈话，强调要用阿拉伯语。当时我国很少人懂阿拉伯语，他指示要培养阿语人才。他还说，到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要学《古兰经》，了解宗教情况，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学吃牛羊肉。有一次总理率代表团出访，有的同志不习惯吃当地口味的饭菜，就从使馆拿饼干吃。总理知道后批评说，应当尊重人家的款待。总理自己就与主人一起吃当地的饭菜，主人很高兴。总理的这些言行使驻外人员受到很大教育。

　　周总理对外事人员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并千方百计地提高大家的学习自觉性。有时他利用分析研究国际形势的机会，向在场的同志询问国际上和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属于重要情况，主管的同志答不上来，总理就要责备，然后他会耐心地讲解学习业务知识的重要性，外事干部应具备的知识范围和怎样提高业务知识的水平等，引导大家钻研业务。他还要求外事干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练基本功。他有时还考问一些中外古今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引导大家注意掌握必要的广博的知识。

　　建国初期，从部队调来一批干部，总理为他们开办外交业务学习班，还亲自参加讲课，手把手地教，使他们逐渐学会办外交。那时驻外使节出国前，回国述职，总理都热情接见，对工作做得好的表扬，不好的批评。他还要求使节到农村工作参观，了解国内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要使节列席一些重要会议，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全局，以便更好地代表国家出使国外。

　　总理对翻译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严格的：要求翻译练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还要求翻译加强形势政策学习，看有关的文件资料，不要当传声筒，而要参与业务。做口译的则要对领导同志所谈的问题、外宾可能提出的问题预作准备；要熟悉领导同志的意见，领会精神，要能当好领导同志的参谋，帮助把关。他还不止一次地讲过，一个好的翻译不仅要译得准确，而且要译出领导同志的口气和感情。重要的词句怎样译，总理是很注意的。遇有译得不妥之处，当即提出纠正。例如，有的翻译把“毛泽东思想”译成“毛泽东的思想”，总理就耐心地讲解毛泽东思想不能有个“的”字，应当译成“毛泽东思想”。翻译把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译成“大约为9000米”。总理批评说，不能“大约”，要准确。

　　总理对翻译的理解、体贴感人至深。他对翻译说：“我俩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在会谈前，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知道大体内容，让他们看到有关文件或讲话稿，预作准备。总理最理解和体会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他说：“不让翻译参加政治业务学习是最残酷的。”总理深知翻译工作很辛苦，常常在内部聚餐时向翻译同志敬酒慰问。他看到翻译在宴会上顾不上吃饭，就故意与中国人说话，让翻译抽空吃饭。他看到翻译迟疑时，就主动重复一遍，非常体贴。有一位朝鲜族翻译听不懂上海话，周总理就反过来为这位翻译做上海话的翻译，并说：“你要注意学方言。”总理理解口译工作受年龄限制，就事先物色培养接班的年轻翻译，让老翻译向自己擅长的方面发展；而对初任他的口译的同志则有意用通俗的语言，把讲话的段落缩短。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四、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

　　总理在会见外宾时，总是抓住时机，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做调查研究。如总理会见韩丁时就仔细向他询问美国的情况。有时只是礼节性的会见外宾，时间很短，他也要抓住这点时间，了解情况。他曾说：“接见外宾，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机会，也是调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学习的好机会，这是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不要放过。”

　　他过问一件他不熟悉的事情时，总要反复地向专家请教，从不自作主张。在处理涉外问题时，他总是坚持对有关的历史和现状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很重视来自基层的经验，写得好的工作汇报，他都看得很仔细。平时较长的报告，我们为他做出摘要；但我们发现遇有特别重要的报告，他看完摘要，还要看全文，有时还圈圈点点。他也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总理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他总是坚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慎重地做出决策。

　　总理有惊人的记忆力，但他从不轻信自己的记忆，遇到问题常常要戴着老花镜查阅原著、资料、地图或《康熙字典》、《辞源》等工具书；遇有不熟悉的地名，总要从地图上找出来才放心。如有引语，一定要查到原出处。有时还要查清某事发生的年月日。批阅文件时需要弄清某一情况，就叫秘书马上查资料，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查询或请主管部门负责查清。遇到有关理论问题，常常要翻阅马列义主著作或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反复领会思索。

　　正是这样长期勤奋积累，不倦地钻研，他才能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对很多具体情况，了如指掌。他掌握的一些细节，有时连主管人员都说不上来。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许多专家、教授请教。有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有一段边界线划弯了，下面各级负责人看过，都未发现，送给总理审阅才发现这个问题。在中缅边界谈判期间，总理除仔细查看中外历史资料和地图外，还召集有关人员进行多次研究。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理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我国同邻国之间十分复杂的边界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并且通过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为我国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树立了样板。

　　有一次总理陪一位外国元首参观三门峡枢纽工程，他给外宾详细讲解黄河沉沙淤积给工程设计施工带来的困难，还讲到陕西河南等邻省在处理沉沙淤积问题上的利害矛盾等。外宾听了很钦佩。

　　还有一次，总理得知淮河闹水灾，就在西花厅一连召开了20多次会议，调查研究上游、中游、下游三段不同的问题，一再强调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统一领导，坚持储蓄排放并重的方针。经过总理的调解和协调，合理地解决了上、中、下游的矛盾。

　　五、虚怀若谷，满腔热情地倾听意见

　　总理一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他在谈到如何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时说，“群众比我们强，比我们智慧多，办法多”。他处理问题经常注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真正做到发扬民主，依靠集体的力量，集思广益。他每次写政府工作报告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虚心考虑这些意见，正确的就采纳。在研究重大问题时，他特别注意征求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对外国朋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他也能听取。

　　总理很注意征求一般人的意见和所谓“后排议员”小人物的意见。他经常鼓励秘书们和翻译们提意见，甚至他自己已定稿的文件，如果还有人提出修改意见，不管是谁，只要提得好，他就欣然接受，不因人废言。

　　凡外交重大问题，总理常召集有关同志详细了解情况，征询意见，讨论研究，意见成熟后才请示中央决策。这种会议有时是一竿子插到底，从部长副部长、有关司长处长，直到主管科员都找来，听取意见，特别注意找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来共同研究。1973年某国发生政变，总理深夜开会讨论对策。当总理听到有一位同志刚从驻该国使馆回来时，不论其级别，马上派人接到会场，让他坐到自己身边来，谈该国的最新情况。

　　总理主持讨论会，从不唱独角戏，总是鼓励、启发大家提意见，特别是提不同意见，他经常说：“不怕提不同意见，真理越辩越明嘛！”如果听不到不同意见，他就说：“要你们来就是提意见，不提意见来干什么？”“都让我一人拿意见，还讨论什么？”如果有人提出了好意见，他就采纳。事后还讲这个意见是谁提的，他说这叫“不能掠人之美”。

　　总理一向都是满腔热情地倾听同志们的讲话，很耐心地听人家把话讲完，从不打断人家的话或把人家想说的话堵回去，更不是盛气凌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有这种十分民主的气氛，使很多同志在他面前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提错了受到批评，也感到受教育，心悦诚服。

　　总理常说，要打破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他眼里干部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对各行各业的各级干部一视同仁，对一般干部和工人提出的意见，一样重视。

　　总理真正做到了虚怀若谷，对不同意见、批评意见，能听得进去，并尽量吸取其积极成分，以利工作。

　　六、领导者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

　　严于律己是周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常说：“要有点自知之明。”他不只一次地讲：“我只能作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正如人们所说：他从不争权，甘当“第二提琴手”。他从来不谈他个人的功绩，从不讲他历史上做出的贡献，也不让别人宣传他自己。在重庆时，他坚决不让在《新华日报》上登他的照片。他坚决不许开放他在淮安的故居，后来，还交代让群众住进去。他很少答应外国记者谈他个人的历史(据我所知，只在1946年在南京与美国记者谈过一次)。1963年他在审查赴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大型展览时，看到有他的特写镜头，立即指示取下来。在向外宾介绍党的“七大”时，周总理只介绍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七大”的报告。客人问及他的讲话，他回答说，同代表们一样只发了一次言。总理最不喜欢听吹捧和赞扬的话。正如法国总统德斯坦称周恩来是一个“从不希望为他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

　　总理做自我批评是一贯的，广泛而深刻的。从20年代到70年代，在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中，凡是他认识到自己有错误的地方，总是严于责己，公开地反复多次地检查那些错误，以及犯错误的原因。他深刻地剖析自己，从不文过饰非。他做自我批评的范围广泛，不论是政治原则问题，还是具体工作问题；不论是历史上的问题，还是当前的现实工作中的问题，他都毫不含糊做出由衷的自我批评。如果下面的同志犯了错误，他也主动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单纯责备下面。他批评别人时，也讲自己的责任。他发现自己对别人的批评有误或过头时，就及时作自我批评，向人家道歉，使人感到一种革命挚情，感到温暖。

　　总理还公开向外国人承认错误。例如，“文革”中，造反派于1967年火烧了英国代办处。事后，他为了挽回政治影响，指示外交部要在招待会上告诉英代办：火烧英国代办处不是我们的政策，中国政府是反对的。当时有关同志觉得在招待会上有很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他就亲自召见英国代办，讲了这个意思，挽回了政治影响。

　　1973年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总理当着“四人帮”的面，公开向“文革”中受冲击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国专家们道歉。并举例说，新华社外国专家史密斯在“文革”中被迫离开中国一事就是工作上的错误，我们不应该让史密斯同志回去，虽然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下，她也住不下去了。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作为政府的责负人，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我现在向她再次表示歉意。

　　他常说：“一个领导者应当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努力克服。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向大家贡献的话，这就是一条，就是要克服缺点。”

　　周总理常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真理最能启发青年人去投身革命，我们年轻时就受这一革命思想的很大鼓舞，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动力。”他在病危时还满怀信心地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象从容就义的革命先烈一样，在弥留之际，还坚定地相信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一定要实现。他临终时嘱咐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与祖国的大好河山融为一体。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把革命工作当成生命的第一需要，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是他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他几十年来日日夜夜为国操劳，紧张工作，不知疲倦。他为革命赤胆忠心，历尽艰险，英勇奋斗，鞠躬尽瘁。他胸中装着全中国和全世界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从不考虑个人的安乐。

　　他为人民奉献的最多，为自己索取的最少。

　　他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解剖自己，真正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永远保持了革命的青春。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