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公心　永鉴青史

　　陈浩

　　在周恩来同志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中，处处体现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事事贯注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工作第一，是他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我曾有幸跟随周总理工作十来年，深为他的一心为公，奋不顾身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所感动。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教益。这里，仅就回忆所及，记下他无数感人至深的事迹的点滴，与大家同温他的谆谆教诲，共同缅怀他的伟大品格。

　　一、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

　　周总理曾对身边工作的人员说：“我们老了，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争取一分钟时间，就多做一分钟工作，要抢时间工作才行啊！”他不仅晚年在争分夺秒、忘我工作中度过，而且一生都是这样工作的。一年365天，周总理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往往一项工作没完，约谈别的工作的同志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一天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总理常常晚上十一、二点钟才开完会或接见完外宾，回到办公室，还有很多文件，有些是特急件等着他审批。虽然他已很疲倦旭还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发困时就擦点清凉油提提精神，实在太困乏了，就用温毛巾擦擦脸。身边的同志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办，我怎能去休息呢！”有一次，他在夜间见外宾，结束时外宾问他：“该休息了吧？”他说：“我的工作才开始呢。”几十年来，总理保持夜晚工作的习惯，因此晒太阳的时间比一般人少得多，长期下来怎能不有损健康呢，可是他好象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是只讲夜间工作的好处：安静、效率高，可以与白天工作的人流水作业，处理问题及时。他很少能睡上五、六小时的整党，就是这样短的睡眠时间还常常因为一些紧急工作而被打断，真是“三更未眠五更起”。听说1968年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治病，向总理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总理回答说：“我做不到。”胡主席说：“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时吧。”总理说：“尽量做到。”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未做到。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周总理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那么满，工作效率总是那么高。1954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重大的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我做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帮助总理做秘书工作。由于当时会内会外的斗争极为复杂，中国代表团的每次发言，每个细小的反映都为各国代表团和世界舆论所关注。因此，在整个会议期间，周总理每天都要亲自掌握会议进展情况，大量阅读外电报道，了解世界舆论的反映，及时召集代表团的内部会议，汇报情况，分析形势，讨论和制定对策，一切大事他都要亲自决策，并在每天夜间亲自口授电文向中央汇报请示。电文由我整理出来送他审改批发，常常要忙到凌晨三、四点钟。同时，会议期间他还要频繁地开展会外活动，与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进行耐心的交谈。他不仅同一些大国代表团进行了交往，还拜访了几个小国代表团，甚至找了南越的保大代表团成员谈话做工作。总理在会议期间广交朋友，把统战工作与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收到很好的效果，《华盛顿邮报》反映说：“周总理通过日内瓦会议会内会外的大量工作，消除了当时国外一些人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印象。”此外，总理与英国外交大臣兼副首相艾登举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协议，创造性地建立了半外交关系。总理还会见了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请卓别林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征求他对该片的意见。

　　6月下旬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别国代表团团长休假去了，周总理却抓紧时机，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签订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又赶回国内，与当时在我国休假的胡志明主席讨论印支问题。

　　7月下旬总理从日内瓦开完会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民主德国。在柏林，为起草接受洪堡大学的荣誉博士的讲话稿等忙得一夜未睡，上午10时又去接受荣誉学位。

　　他出席日内瓦会议前后近3个月，从未抽空去游览有“世界公园”之称的瑞士的名胜古迹，不在因公外出时游玩是他的一贯作风。他说过，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始终没顾上去游览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进行了历史性的亚、非、欧十四国之行。1963年的除夕，计划到阿尔巴尼亚休息，但到达后，又不顾长期旅途疲劳，参加了当晚的宴会、晚会和会见工人代表等五项大型活动，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结束。一清早总理又起来同正在干活的阿方清洁工、警卫战士、司机亲切握手，祝贺新年了。在这次出访中，他不慎摔伤了右手，本应上药包扎，但他考虑到访问工作的需要，不让包扎，一直忍着手疼与外国朋友握手，只在临离开阿尔巴尼亚时，才告诉我使馆的同志们，因手伤不能与大家握手告别了。

　　在国外工作是如此紧张，但总理说，“出国对我来说是个休息”，因为只干这一件事。平时在国内，要操劳几亿人口大国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费心血。他曾说：“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

　　新中国刚成立的最初几年，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他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外交部去办公，与各司处长以上骨干开会，分析形势，研讨政策，有时还传达中央的指示。由于太忙，常常要夜晚十一、二点或更迟才能到外交部，一直谈到夜里两、三点钟，甚至天亮。周总理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为人民工作了一生，正象他自己常说的：“我们要象蚕一样，尽力吐丝，直到生命止息，春蚕到死丝方尽嘛！”

　　二、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周总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总是站在全党全国的高度，从全局、从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的工作态度，对那种“大而化之”的作法，他多次提出评批说“这是不许可的”。他经常告诫身边工作的同志“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他不仅以身示范，为我们做出表率，还时刻对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

　　为了一刻也不耽误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常对我们秘书说：“不要怕我忙嘛，有急事就随时找我。”他要求有急事必须立即向他报告，即使在他休息或接见外宾时，也得写条子报告，秘书报来的急事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处理。因此，他掌握情况和处理问题都非常及时，有时掌握情况比主管部门领导还快。

　　有一次，我收到一份急电，没有立即送去。总理晚上批阅文件时看到这份电报，马上把我叫去，问为什么没有立即送他阅。我答：电报来时总理正在休息。他不满地问：“是革命工作重要，还是休息重要？”他总是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去争取时间，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最有利的时机。

　　如果由于秘书疏忽、懒散，没有及时办好交办的事，他就和善而严肃地问我们：“你们比我还忙啊？”“你们只管一方面的事，为什么还办得不及时呢？”

　　对于办案，他要求抓住重点，掌握案件的重要情节，弄清来龙去脉和问题的实质，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做出简明扼要的汇报。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他批，一经发现，常常是把文件打回去重办，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如果由于我们想当然，不去查清，甚至想打马虎眼，把文件送给他，也绝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会说：“这点你为什么不查清？赶快去查！”我们向他汇报工作，回答问题，如果说：“不知道，”他不责备；如果说“也许”、“大概”之类的话，就要挨批评。他要求能向他提供最新的准确情况，并能及时无误地传达他的指示，办完后一定要向他回报：此事已办妥无误。这样，他才放心。

　　总理要求秘书在经手办案时，能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果我们没写什么意见，他就问：“你的意见呢？”他要求我们多动脑筋，做造创性劳动，不要只做技术性事务性工作，要能帮他出主意，提政治性、政策方针性意见。他有时故意反驳我们的意见，启发我们思考问题。这样既训练培养了干部，也使问题经过讨论得以妥善处理。

　　总理发现工作受到较大损失时，十分痛心，对有关同志提出严厉批评时，总是讲清所犯错误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受过他批评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批评是出于对工作高度负责，为了维护革命原则和人民利益，使人受到深刻的教育。

　　总理批评人总是当面批评，从不背后议论。他的批评是直率的，有时是尖锐的，但态度是诚恳亲切的，与人为善的，肝胆照人。受批评的同志感受到的是他对干部的爱护而不是打击，因而在他面前没有顾虑，没有戒心。

　　总理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干部，但要求也是严格的，常常针对他们的弱点提醒说：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如果把你关在屋子里，让你几个月看不到报纸和文件资料，听不到报告，接触不到群众，你能写出好文章吗？写文章只是开加工厂，如果没有组织上为你创造各种条件，没有广大群众的实践，你能凭空写出东西来吗？应该看到自己的成长是由于党的教育和培养。他举例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不是代表团了不起，而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代表团只是依据党的政策做了一些工作。”

　　对于少数有名利思想，向组织争名要利的人，总理既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又毫不迁就他们的个人要求。他说：凡是自己向党伸手的人都不能同意其要求。他从来不迁就那些伸手要官的人。

　　总理对干部政治上是关怀的，思想上、工作上是严格要求的，使用上是任人唯贤的，他坚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1949年11月总理在政务会议上指出：“要敢于提拔人才”，但不能“滥用私人”，不能“凭主观喜怒来评定和提升干部”。用人的标准是“要看他的历史、工作态度、经验和能力”以及“群众对他的认识”。

　　总理不仅非常关心干部，在工作中严格要求干部，而且对干部子弟，也从关心和爱护出发，提出严格的要求。他不赞成解放后还办干部子弟学校，他指出：那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和平环境如果还办，势必使干部子弟脱离群众，特殊化。他主张干部子弟上普通学校，与群众的子弟打成一片。他交代要取消干部子弟学校。他说，我无子女，但我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怕得罪人。他还反对干部子弟享受特殊待遇，如看戏时与首长一样，坐在前排，他看到时总要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