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这次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当时为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巡”，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与195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0年代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潮流是什么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就在东欧发生剧变的最初时刻，中国国内在1989年春夏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焦点则集中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苏东剧变的教训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赫鲁晓夫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是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

　　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这才是苏东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高瞻远瞩拨正航向

　　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着重强调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

　　1991年12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6日，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中共十四大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

　　(徐水摘自《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作者林蕴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