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故都北平曾经发生一起关乎故宫博物院所藏国宝命运的“惊天大案”，原告、被告双方皆为重量级人物——被告方，一位是早年曾为毛泽东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老师，后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的易培基，另一位是易培基的女婿、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史学家李宗侗。而原告方则为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继及其夫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崔振华。此外，民国大批军政要员、学界名流，都从不同角度卷入此案。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所谓“故宫盗宝案”。1948年至1949年间，当时实际负责故宫博物院常务工作的秘书吴瀛详细记载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写下《神武门魅影录》书稿。直到吴瀛辞世二十余年后，《神武门魅影录》才被吴瀛之子、著名戏剧家吴祖光以《故宫盗宝案真相》之名出版。而近日，该书经过吴瀛之孙、书画家吴欢修订刊正后，由华艺出版社再次推出。

　　“这部书稿经过了多半个世纪的沧桑尘埋，历经我家三代人的磨难，几乎在世界上敛迹销声。”今年已55岁的吴欢，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家族历史的整理，在新书发布之际，他数典念祖，回顾吴家百年的传奇经历，言语中有难以抑制的激动。

　　从书稿中追溯

　　家族百年历史

　　吴欢说，从小他就知道吴家跟国共两党渊源深厚，唯其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避嫌疑，他家对于家族旧事都明令缄口，大人不谈，小孩不问，久而久之他对家里那些陈年旧事，也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真正对我家历史的了解，客观地说，是在我父亲吴祖光去世之后，我回到了家乡常州。”吴欢说，常州至今沿袭了续写家谱的风气，活跃着一批专家，他们引经据典，考证翔实，正是他们帮他理出了头绪，又请教了辛亥革命史专家冯天瑜、马勇先生等，居然弄清了三百多年来他家在近代史上很多尚不为人知，却很重要的情况，特别是近一百年的情况。

　　吴欢说，祖父吴瀛与故宫的关系，应追溯到其曾祖父吴殿英。吴殿英是清末洋务巨擘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的重要助手，曾在张之洞幕府任职，后到湖北武备学堂创建新军，正是这支军队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大总统黎元洪曾是他的下级。

　　因吴殿英任职武昌，少时的吴瀛便进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国立武汉大学前身)学习英文，同班有一位年长于他11岁的同学——湖南人易培基。易培基后来曾任长沙第一师范校长，教过毛泽东三年国文，并多方帮助他，毛泽东1937年与斯诺淡话时，还多次提到易培基，对他念念不忘。

　　易培基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同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长。由于他与吴瀛是老同学，又器重他对文物的广博知识以及长年管理故宫事务的丰富经验，于是委派吴瀛为故宫博物院秘书，实际主持故宫博物院日常工作。

　　“故宫盗宝案”

　　祸起抢官之争

　　在《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中，吴瀛从溥仪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起，细述了“故宫盗宝案”始末。他在书中的引言中称“我并不重为自己鸣冤”，“有益于天下后世能够了解此一段故宫的始末渊源，则余愿足矣。”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法和人事任命，易培基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张继为副院长。后易培基因病未到任，按理本应由副院长张继主持工作，但易培基却认为张继神经质，又是有名的“河东狮吼”，听任太太崔振华支配，不宜主持故宫工作。于是他派自己女婿李石曾的侄儿李宗侗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主管博物院日常工作。张继夫妇对易培基满腹怨尤，由此埋下“故宫盗宝案”祸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岌岌可危，故宫博物院南迁提上议事日程，张继等主张迁西安，被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其间易培基派李宗侗到南京协商，达成迁上海租界的方案，张继认为是易、李联合宋子文否定迁西安的方案，更加深了对易、李的愤恨，决计伺机报复。

　　后来崔、张联手向故宫博物院职员搜集易、李材料，控告易培基伙同女婿盗宝。吴瀛本来置身所谓“盗宝案”事外，后因截留举告方密谋的电报，也被以“妨碍秘密罪”起诉，并列为被告。

　　绵延十余年

　　最后却不了了之

　　吴欢说，所谓“故宫盗宝案”，实际上是李宗侗和崔振华两人的口角冲突，引发出抢官之争，继而愈演愈烈，欲罢不能，终于牵扯出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大人物。力挺张继的有汪精卫、何应钦、法院院长郑烈等人，而易培基这边也背靠民国元老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弄得连蒋介石、宋子文都退避三舍，懒得介入了。其间，易、李也曾提出反诉，然而毕竟书生斗不过政客，被套上“侵占”、“吞没”文物之“罪名”。易培基以为退让即可息事，遂辞去故宫博物院长职，匿居于天津租界。1937年9月在上海辞世。

　　吴欢认为，“故宫盗宝案”复杂的政治层面中又加上了更复杂的所谓“通共”隐形罪状，使得被告方处于下风。易培基和吴瀛两人早年就与李大钊、毛泽东有过交往。加之后来在重庆谈判时，吴祖光首发了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当时共产党形象在国民党控制宣传时期被形容成没文化的土匪草寇。毛泽东这首气吞山河的诗词，像突然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这对国民党而言当然是闯下了滔天大祸，蒋介石即刻下令追查，吴瀛在周恩来安排下脱离国民党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回到上海躲避。吴祖光也在周恩来安排下躲避追杀，去了香港开创电影文化事业。故宫盗宝疑案更无转机。直到1947年年底张继病亡，崔振华顿失依靠，转而放下身段，让法院不经公审，于1948年宣布“援大赦，案免诉”。此一绵延十余年之久的“故宫盗宝案”不了了之。

　　书稿险些灰飞烟灭

　　吴欢说，有关祖父吴瀛的这部书稿，曾险些灰飞烟灭。

　　“文革”时，吴家被抄，造反派发现这部书稿里的人物全是民国著名人物。尤其要命的是蒋介石、汪精卫也名列其中，吴家顿时都成了反革命，连十二岁的吴欢也未能幸免。

　　没过几天，他父亲的朋友偷偷告诉母亲，说外交部长陈毅伯伯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祖光、凤霞家里被造反派抄了，他家里有很多重要文物和资料建议迅速保护。“周总理跟爸妈是非常好的老朋友。果然，不久后的一天，一批自称中央专案组的人把我家全部用封条查封，运了一卡车东西走，并找造反派接管了所有被抄物品及资料。并指令街道和单位，不许乱抄吴家，今后吴家归中央专案组直接管理。自那以后，我家东西便神秘失踪，杳无音信了。”

　　“文革”终于结束，大约是1978年的某一天，吴家接到通知，去盘点认领当初中央专案组拉走的东西。吴欢说，当时父亲带着他去，在被退还的东西中，就有祖父的这部书稿。“父亲取回东西的当天，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我讲：‘这些身外之物，倘若没有周总理和陈老总，早就荡然无存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场瞎胡闹啊！’”

　　之后没过几天，“邓大姐”邓颖超请他母亲新凤霞吃饭，“劫后余生，相见之下二人都哭了，在场人等亦莫不失声。邓大姐见我妈已成残废之人，惋惜再三，我妈也当场向她感激了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照。”

　　整理家族历史，让吴欢感慨良多。“回首过去，数典念祖，我才发现并感觉到，我家四代人自清末、民国、共和国以来，怎么经受了这么多数也数不清的波折。连续三个深夜，我独坐案头，仰天遥望窗外黑墨墨的苍穹深处，那里有祖宗的神灵……心中是说不出的难过，但过去的岁月不再，明天永远是最美好的。”

　　(郑媛)

　　《故宫盗宝案真相》 作者：吴瀛 华艺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