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4日，被誉为“过去50年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的塞缪尔·亨廷顿，以81岁的高龄终止了他对世界政治走向的睿智思索。

　　“文明的冲突”几乎可以和亨廷顿的名字画上等号。他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论，因其思想的原创性和对波黑危机、外高加索战争、苏丹问题、中东局势以及其他地区暴力冲突问题的巨大解释力，成为学者著述和百姓生活中使用频度极高的词汇。

　　在这个席卷全球的经济寒冬，这位享誉世界的政治学大师，并没有被世人稍稍忘记。因为他的辞世，“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的疑惑和追问，倒是一下子定格成了横亘在世界各国有识之士面前等待求解的“问题之碑”。

　　世界级的乌鸦嘴

　　2001年的“9·11”事件是美国的噩梦，对世界格局大调整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当纽约世贸大楼轰然倒下的那一刻，人们惊悚地想起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似乎8年前的那个预言像乌鸦的一声大叫，一语成谶，真的应验了，并且应验在当今世界一强独大的美国身上。怪不得西方有人恨恨地称亨氏是扫帚星，但也有人感叹他是高明的先知，甚至还有人称他是当代巫师。“9·11”之后，有人问亨廷顿这一恐怖袭击事件是不是他所说的“文明的冲突”，结果被亨氏断然否定。

　　亨廷顿本人承认与否并不重要，“9·11”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急剧升温，持续列《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首位；原来不太接受“文明的冲突”观点的人们，也开始真的打心底佩服亨氏的预见了。一种思想对世界的意义从此得到进一步凸显。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冷战后的世界，文明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新的断层线。按照他的分类，世界上应当有七大或者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暴力冲突的基本根源转移到了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尤其强调了西方文明可能受到来自伊斯兰文明或者儒教文明的挑战。

　　作为一部有深度的学术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受关注程度是很罕见的。截至目前，已被译成39种文字，中文版在2000年被国内媒体评为“千年阅读的必读书”，2008年底又被媒体推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之一。在高校和研究部门，此书在政治、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和学子中间几乎人手一册，其影响力之大之广泛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夏，亨氏最早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时，题目后头是有一个问号的，但后来被读者甚至亨廷顿本人都几乎确定为一个肯定的命题了。尤其是辑录成书后，问号被亨氏自己去掉了，他没有料到这会进一步坐实了人们对“文明的冲突”必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的诟病。亨廷顿从这个意义上真的成了世界级的乌鸦嘴。

　　必须肯定亨氏毕生致力于研究动荡世界的规律，竭力通过冰山一角，挖掘政治管理体系的深层次规律，就像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及时地发出前面是否有暗礁、急流和险滩的预警，这是一个直面现实的学者的分内责任。但是他所预警的文明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如果宿命般地不能避免，就不知是人类的不幸，还是学者的悲哀了。

　　不能不说的是此书中文第一版出版前出现的一些插曲。1996年底，新华出版社的版权代理带来了尚未在美国正式出版的《文明的冲突》的“毛书”，粗看之后，我们迅即决定联系此书的版权。很快，我们就得到了亨廷顿本人的签名授权，但是迟迟收不到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寄出的正版样书，时间紧迫，我们只好先让译者据未经审校定稿的英文“毛书”译成中文稿，直到1997年底的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开幕在即，请亨氏本人写的中文版序言返回了，正版样书才姗姗来到。为了让中文版早日与国内读者见面，我们敦请译者和新华社参编部的资深专家加班加点校订中文稿，终于赶在展会开幕前夕把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成书摆放到读者面前。此后再版，出版社又先后做了个别修订，使译本更臻完善。

　　2004年，77岁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力著《我们是谁？》，这本书将研究的视角转向美国国内，同样用“文明的冲突”的分析框架去透视美国国民的身份认同危机，再次验证了“文明的冲突”作为一种政治学范式的有效性。亨氏认为，由于墨西哥等国的拉美裔人口大量移入，美国可能成为一个两类群体、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国家，势必对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形成挑战。亨氏强调，是必须重申那些让美国人之所以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的时候了。

　　对于“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亨廷顿也许并没有找到答案，重要的是他发现并提出了问题，重要的是他提醒人类之间要尊重差异，包容个性；要合作，不要冲突；要对话，不要对抗；要通过跨文化对话，实现不同文明的共存。对其赞成也好，反对也罢，他的问题开启了无尽的思考和探索，反思“文明的冲突”，反思本土文明的长短利弊，寄望各国政治家拿出足够的智慧，提出缓和与消除冲突和暴力根源的建设性方案。

　　不能否认，亨氏对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模式的分析，更多地凭借了自己的整体直观和学术悟性，对它们的丰富内涵、辩证结构和微观规定性的把握，远没有他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化来得熟稔和自信。比如，他对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主要特征的看取和概括，就还停留在旁观者的一般性层面上，未修炼到直指要害进行深入辨析的那种火候。

　　尽管如此，对亨氏“文明的冲突”论的哲学合理性还是应予充分肯定，中国宋代哲人张载有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启示我们要看到人类文明的未来曙光。

　　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发表宣言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礼之用，和为贵。扬弃传统资源，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中国模式的解决方案，相信人类会变得更加聪明，天下智者终将找到相克相生、相辅相成之道。

　　(李树林，新华出版社编审，第一综合编辑室主任，曾经参与策划推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

　　不做学术明星

　　潜身哈佛洞察乱世

　　1927年8月18日，亨廷顿出生在纽约城，父亲是位出版商，母亲是位短篇小说作家，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专门揭发政商两界丑闻的“扒粪刊物”《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亨氏对社会的感应、描述和分析能力无疑受惠于他的亲属潜移默化的影响。

　　亨廷顿去世前，一直住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园岛的一家护理院，他数月前就已经缠绵病榻，生活不能自理。与他结婚51年的妻子南希住在不远处的一幢房子中，这幢房子是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版税建起来的。十多年来，亨氏夫妇经常到该岛度假。

　　学生时代的亨廷顿才华颖异，16岁进入耶鲁大学，就读两年半就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服完兵役后，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在大学执教58年，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学。

　　亨廷顿的去世，是哈佛和国际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其生前好友、经济学家罗索夫斯基评价说：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使哈佛成为著名大学的学者。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研究和辩论他的想法。我相信他无疑是过去50年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他的每一本书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他的一些说法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词汇。

　　终其一生，亨氏作为国际事务的观察家，以敏锐、深邃、冷静的“海底之眼”洞察喧嚣纷乱的世界。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2本专著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亨氏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与两主编之一，他是典型的书斋学者，但他的治学和写作欢迎辩难，他坚信在辩难中真理得以彰显和完备。他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见解的话，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都应如此。”从多位新生代的美国学者身上，我们都可看到亨氏寻求理论创新、注重理性思辨的学术路数的浸泽。

　　亨氏在哈佛学生中口碑很好，听过他讲课的哈佛学生对他印象颇佳。亨氏不做学术明星，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他。亨氏为人腼腆、低调，据接触过他的版权代理介绍，亨氏并不难打交道，对版税事宜也不是很计较。

　　亨廷顿在哈佛的同班同学可谓精英荟萃，有政界耆宿资深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还有曾担任过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著名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而他最知名的学生包括著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和现为《新闻周刊》著名评论家的扎卡里亚等。如今哈佛仍然是国际学术界政治学研究的重镇，提出“软实力”概念并著有《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的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是亨氏的生前同事。李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