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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电影新出发:历史深处的忧虑与现实表层的创伤

　　近年中国引进的进口影片中，好莱坞电影仍然占绝大多数。可是就这几年在欧洲很多重要的电影国家的票房来看，欧洲本土电影的票房都已经超过了好莱坞电影。

　　面对欧洲艺术电影“经典时期”的消逝，欧洲的年轻导演们，正用自己的“新方式”改写欧洲电影

　　★ 文/卫西谛

　　以身处中国内地一个观众的视角来看，会有一种错觉：美国只有商业电影；而欧洲只有艺术电影。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两位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相继过世。尽管大师们近20年都没有特别有力的作品，但直到2007年，人们才确认了欧洲艺术电影“经典时期”的消逝。而简单回顾近年来的欧洲电影，会发现，欧洲的年轻导演们，正用自己“新方式”面对当下的世界。

　　这种“新方式”受到两种境况的刺激，一种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促使欧洲电影人发出来自“历史深处的忧虑”；一种是高清摄影机的使用，使欧洲电影更贴近“现实表层”。近年来受到公认的杰作，也大致相应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对历史的重新清算；一种是对现实的持续抒写。

　　受益历史 不尽题材

　　对历史的反思，借由历史来影射现实，或借由历史来谈论人性，在德国电影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或许从第三帝国灭亡起就不曾终止过)。2004年的《帝国的毁灭》、2005年《索菲·斯库勒：希望与反抗》，都在讲述二战时期的故事。

　　在德国以外，2002年波兰斯基凭借《钢琴师》获得金棕榈；到2006年，荷兰导演保罗·维尔霍文拍摄了《黑皮书》(Zwartboek)—— 一部剧情和《色·戒》相仿的作品，都是将镜头对准那个残酷的战争时代。直到今年，纳粹的阴影依然没有散去，德国年轻导演丹尼斯·甘赛尔拍摄了《浪潮》(The Wave)一片，他将1960年代一场美国的教学实验，搬到现在的德国背景下，为的是提示人们，“独裁”的噩梦随时都可能轻易地死灰复燃。

　　近五年来，最好的欧洲电影，几乎都是来自于历史相关的题材。比如英国左派导演肯·洛奇的《风吹麦浪》(2006)；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汀·穆基的《4月3周又2天》(2007)；以及德国导演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的《别人的生活》(窃听风暴，2006)。后两部，是把眼光聚焦在1989年之前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瓦解前。《4月3周又2天》通过一桩女大学生堕胎的事件，勾勒出齐奥塞斯库时代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这个电影准确地通过个体的生命，建立了活生生的历史场景(通过这部影片，以及《布加勒斯特以东12点8分》《无医可靠》，罗马尼亚新电影正式进入了影迷视线)。

　　《别人的生活》则透过对前东德的监视系统的暴露，实质触及了基本的人性问题。这部视听语言极为朴素、精准的电影因此获得广泛认同。而肯·洛奇《风吹麦浪》开诚布公地记录了爱尔兰1920年内战前后，由于英国人的统治及其遗留问题而产生的悲剧。影片风格依然是肯·洛奇式的不加修饰，毫无《勇敢的心》式的浪漫革命主义和美化的战斗场景，只有爱尔兰山峦起伏下的贫穷、屈辱和悲惨。这位永远理性和清醒的导演在接受金棕榈颁奖时，说出了《风吹麦浪》的意义：“我们对历史说实话，就是对现在说实话。”

　　肯·洛奇公开宣称，《风吹麦浪》是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产生的忧虑。而更直接进入中东的导演是英国人迈克尔·温特伯顿。从2002年的《尘世之间》、2006年的《通向关塔那摩之路》、2007年的《坚强的心》，通过非法移民问题、虐囚问题、人质问题，多个侧面去透视西方介入中东问题之后，产生的各种后果。他的电影运用了纪录片风格，并不完全依赖于剧情，往往用事件本身来直接发言。真诚度和批判性都不容置疑。

　　佳作投射心灵与思考

　　比起外部问题，欧洲有着更难面对的内部问题，那就是移民问题、种族融合问题。此类题材在近年来的欧洲电影中层出不穷，而且屡见佳作。迈克尔·汉内克的《隐藏摄影机》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电影诞生于2005年巴黎骚乱之前，显示了汉内克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尽管导演自己极力回避这是一部关于政治和历史的电影。但电影本身带给我们的恰是对“政治和历史”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法国本土人面对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的恐惧。

　　作为一位现今顶级的电影导演，他没有止步于展现事件、讨论问题上，而是通过剧中偷拍主人公家庭的摄影机被“隐藏”，而完成了一次对电影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在现今的欧洲电影中亦是罕见的(在亚洲则有伊朗的阿巴斯)。

　　相对汉内克来说，德国导演费斯·阿金与法国导演阿卜德拉提夫·科西切对移民问题更为专注，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移民。费斯·阿金来自土耳其，而科西切来自突尼斯，都是在法国本土长大。他们的成名之作《勇往直前》《躲闪》都是描写年轻的二代移民在欧洲生活所遇到的困扰、甚至是危险。在去年，费斯·阿金与科西切都拍出了更具规模的、移民题材的作品：《天堂边缘》和《谷子和鲻鱼》。《天堂边缘》则透过几个人的死亡，探讨全球化的问题、加入欧盟的问题、信仰的问题、代沟的问题。

　　在费斯·阿金电影里，将“宽容”作为现实面前一种最美好的祝愿。相对而言，科西切更直接，他在《谷子和鲻鱼》中用一种悲观甚至绝望的口吻，讲述了法国人与移民，多数族裔移民与少数族裔移民之间不可能调和的矛盾。这两位新生代的欧洲“移民导演”，都从自身出发，以诚恳姿态揭开当下欧洲现实表层下的创伤。

　　肯·洛奇则是更为坚定的揭伤疤的人，《风吹麦浪》之后，他拍摄的不为人注意的《这是自由世界》，通过一个为了自己生存而讹诈外来移民的英国女人的故事，完全抛开了“人性的温暖”，告诉这个世界，社会性就是人的本性，无限度的怜悯和同情改变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人性。肯·洛奇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真相。

　　商业电影势头不弱

　　除了讨论外部世界，近期活跃在欧洲电影界的导演们也将镜头对准人的内心世界。比如西班牙的佩德罗·阿莫多瓦拍出了杰作《不良教育》《回归》，而法国新锐德帕拉欣的《国王与王后》、丹麦导演罗伊·安德森的《你还活着》，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视角——女人的、男人的、上帝的——来看待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更受到业界讨论的，仍然是欧洲的商业电影的复苏，就这几年的票房来看，欧洲很多重要的电影国家，本土电影的票房已经超过了好莱坞电影。

　　其中一个典型是俄罗斯，俄罗斯成功利用它的丰富的历史资源、好莱坞式商业运作与俄罗斯式怀旧的方式吸引国内观众，制作出了诸多成功的战争片，比如2005年的《土耳其》《第九突击队》，以及《风暴之门》《人间兵器》。一如韩国电影在崛起之时，聪明地运用了朝鲜半岛的悲情历史一样，俄罗斯人开始反复提到二战、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而俄罗斯最轰动的是根据谢尔盖·卢科扬涅科的科幻三部曲拍摄的《守夜人》《守日人》。由电子乐、动漫、电玩游戏、魔幻、MV拼贴成一部糅杂着神话、哲理、浪漫，以及俄罗斯现实的超快节奏电影，引发了非同好莱坞大片的另类风潮。

　　但是它成功的一个结果是，该系列的导演贝克曼贝托立即被挖到了好莱坞拍摄商业大片《通缉令》。这可能也是好莱坞在商业电影领域永远保持不败的秘诀之一。

　　不过，日前的金融风暴会不会再次改变欧洲—好莱坞之间的电影市场格局，这也许是未来数年非常有趣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