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故宫，在台北。

　　1948年12月22日，南京下关码头，中鼎号军舰辟开凶险的海路，四天后，712箱文物到了基隆港。此后，海沪号国宝3502箱，昆仑舰1248箱，陆续漂洋过海。集体大迁徙的65万件文物大都来自北京故宫。抗日战争期间，为避战火，它们曾被迫南迁，之后到了南京后又“马不停蹄”迁往台湾安家。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文物大迁徙。自此，海峡两岸，一宫两院。

　　今天的台北已不再遥远，有关台北故宫的人和事却依旧在历史的烟尘中。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毛公鼎、三希之首的《快雪时晴帖》、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它们，整整60年的相隔，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为了揭开尘封已久的那段历史，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周兵和他的团队再次打造了《台北故宫》，本报也回访当年的当事人和相关学者，还原出这些国宝的故事。不同文物门类的顶级国宝的身世、流转及台北故事都将得到解密，毛公鼎的离奇收藏史，汝瓷中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与粉青莲花式温碗的“争锋”，“三希”《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伯远帖》的隔岸相望……这些国宝自身的“讲述”，讲述的是一个鲜活的文明传承史———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让历史延续，薪火相传。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净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文物界公认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1年)时的一件重器，因其鼎腹内铸有32行关于“册命”毛公瘖的铭文，故名“毛公鼎”。

　　497字铭文奠定国宝地位

　　1843年，道光23年，陕西岐山的庄白村出土了一件西周重器毛公鼎。这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代的，有着2800年的历史。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研究专家丁孟介绍说，中国自汉代以来对铜器就极为重视，到了乾隆更是对金石学进行了大力度的推动，当时的官宦阶层对青铜器都极为重视。毛公鼎出土时无破无损、极为完整，更可贵的是鼎内腹部的字数极多，有32行、共497个字的铭文(也有说法认为是499个字)。

　　迄今为止，毛公鼎是铭文最多的重器，自然便成了稀世瑰宝。要知道，当时的青铜器不但以质地、古旧程度论价，而且还按照铭文的字数加价，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

　　咸丰二年，即1852年，清朝翰林院编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从一户姓苏的人家买到毛公鼎。陈介祺收藏的文物，大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始终深锁秘藏，秘不示人。

　　此后，随着满清王朝的彻底覆灭，毛公鼎被抵押在俄国人于天津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1920年，美、日列强商贾都垂涎毛公鼎，欲出巨款秘购。消息被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得知，叶迅速和其他两人筹资3万元，将鼎从道胜银行赎获。叶恭绰将毛公鼎秘藏于上海的寓所“懿园”。

　　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领。为查访毛公鼎的下落，日本宪兵队到处搜寻，闹得鸡犬不宁。

　　住在香港的叶恭绰万分焦急，他委托友人设法仿造了一只铜鼎，交到日本宪兵队。而真正的毛公鼎则偷运出上海，秘密带往香港。

　　后来，上海富商陈咏仁表示愿意以300两黄金买下宝鼎，并同意叶恭绰的约法三章，承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1946年，宝鼎被捐献给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

　　国宝避战火远迁台湾

　　1948年，战乱之际。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回忆，当时战事对国民党很不利，“他们步步退缩。”那时，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圈里已经传言南京危急，要把故宫博物院等处的文物搬移，“只是具体运到哪儿，还一时没有决定，后来觉得大陆哪个地方都不安全，所以觉得应该运到台湾去。”

　　反对声也有。“他们认为文物不应该这么折腾。我父亲觉得战争与文物势不两立，应该搬到安全的地方。”李光谟说。

　　迁台的决定最终还是下达了。1948年11月10日，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以谈话会的方式密议，商定选择故宫精品，以600箱为范围先运到台湾，而以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为主。

　　对于文物迁台，李济曾在与朋友交谈中表明了他的心迹：“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有人劝我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

　　1948年12月22日，“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连同毛公鼎在内的文物，以及李济等人共同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李光谟清楚地记得，船是登陆艇，并不太大，不过船舱内有较大的空地放文物。“中鼎号”载运了故宫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图书馆”60箱，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共计772箱。所有的文物装在木头箱子里，“各个单位都有老技工，他们用好几层油纸包裹文物，甚至还考虑到从高处摔下不被弄坏。”

　　1948年12月26日，中鼎号抵达台湾基隆港。随后，这些文物又被运到台中，暂时放在铁路库房中。

　　对这段历史，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周兵颇有感慨：“那时去台湾的很多专家，觉得在台湾呆不了几个月就会回大陆，结果几十年终老在台湾了。当年很匆忙，很多人都没来得及跟自己的老母亲话别，随随便便拿了点东西就去了台湾，想着几个月后就能把文物重新带回北京故宫，没想到一去几十年。”

　　毛公鼎成永不更换的展品

　　毛公鼎在内的三批文物运台后，除“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台北，“中研院”文物暂存台湾新竹县的杨梅，其他文物皆转到台中糖厂仓库储放，并重新编箱编定《存台文物清册》。此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所藏的毛公鼎等与北平故宫博物院运抵台湾文物，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

　　1950年初，毛公鼎被运到台中糖厂，只呆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没有更多的库房，文物不能展览，也没有办法保护，文物专家们又找到了台中的雾峰乡北沟村。除了“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文物还留在杨梅以外，其余所有的文物全部从台中糖厂运到了雾峰，在这个地方呆了十多年，一个临时机构“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也成立了。

　　1957年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毛公鼎又开始落户在这个占地仅有6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新家。此地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1965年台北故宫正式落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台北故宫建立时就已经考虑了现代化的展陈条件，由于毛公鼎对湿度特别敏感，所以毛公鼎陈列处特别考虑了湿度，而温度一般控制在20多度左右，”丁孟指出。

　　由于毛公鼎铭文解读容易，学界对毛公鼎的研究主要放在断代上。丁孟表示，毛公鼎铭文上只记载了“王”，但具体是哪个王，学界对此经过一番研究。最初，有说法提出是周厉王，不过后来越来越多考证支持是西周晚期宣王时期所制，这也成了主流说法。

　　当然，毛公鼎的传奇也不仅限于学界。为了让普通民众对毛公鼎有更多认识，台北故宫于2005年制作的形象宣传片中，就将毛公鼎以更为现代的方式介绍给普通民众。

　　C14、C15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本文感谢以下受访者：丁孟(故宫博物院青铜器研究专家)、李光谟(中国人民大学离休教师，考古学家李济之子)、周兵(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刘庆功(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本文图片及部分资料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九州文化传播中心、良友(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良友纪录片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