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

　　记得当时有一位理论界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并转达他的意见，说我如果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是我作了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是“战场喊话”了，当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有些纳闷：“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便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该作者：除非把这句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了。

　　这还只是“投石问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门来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同志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为。于是，市委领导交代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装糊涂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第三篇文章还是报社一位老作者写的，我们做了修改发表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便交代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不再批评你们了。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大人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他的下落。

　　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总书记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后来，这位社长离开了报社。

　　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上海成为交锋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