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炕头收青铜器

　　入冬后的石楼县格外冷清县。

　　庞胖子在某村的朋友处住下，当晚，家里来了一群人。

　　从他们的装束看，大都是当地农民，衣服破旧，面容憔悴，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编织袋，在屋子昏暗的灯光下，从编织袋中掏出东西一件一件摆在地上。

　　全是青铜器！记者仔细看了一下，剑、壶、杯、鼎、编钟，各种器具都有，有的还带着没有擦掉的泥土。

　　庞胖子认真挑起来。“这个掉了个耳，没什么价值了……这个还不错，有没有别的……”屋子里充斥着尘土扬起的味道，经过1个多小时的“鉴定”，庞胖子挑了6件青铜器，谈好了价钱。挑中的人显得很高兴，和庞胖子套着近乎，没有被挑中的人悻悻离去。等人散尽后，庞胖子对记者说：“你看见了吧，我们这儿就出这个，很多人靠这个糊口发家呢!”“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记者询问。“哪儿来的，祖宗给的！”庞胖子大笑着，“明天带你去看看。”

　　严冬的清晨，村子里异常安静。庞胖子叫醒记者出门，走过一段山路，在半山坡的一处土堆旁，记者见到一个洞。

　　1平方米左右的洞口，往里望去，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你昨天晚上看的那些东西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这就是墓口，你看那边，还有一个。”

　　记者绕着山坡走了一圈，大大小小找到近十个这样的墓口。“石楼县一直就有挖墓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说不清。但上世纪90年代起，挖墓的人多了起来，最早是河南人，后来临汾、侯马那边也有人来。”就是从那时起，庞胖子接触到了青铜器，他最初见到的是一个河南人，给那人当向导，一天可以挣10元钱。后来他成了这些外来盗墓者的“御用向导”，帮他们找墓，联系车辆，协调关系等等。1年后，跟随多次盗墓后，庞胖子也学着开始挖，他找到几个同龄的好友，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学到的盗墓技术，挖到了不少“宝贝”。“那时候东西便宜，一件品相不错的青铜器，几十块、几百块也卖过，一有了新货，马上就有人来收，各地的都有。那些陶器什么的，谁都不懂，挖出来就砸了，就是要铜家伙。”不到一年，庞胖子靠此成为当地的“万元户”。“现在的好东西基本没有了，这里的墓大部分被盗过，剩下的都是些破烂了。”庞胖子讲，他认识的很多盗墓者都没活可干，开始偷庙里的东西，或者石雕石刻之类的卖。“其实挖墓很简单，一般得有个风水先生，以前的人下葬都讲风水，有了风水先生，很容易找到墓道和位置；再有一个向导，去哪个村挖需要有熟悉这个村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好解决。接下来就是几个挖墓的人分一下工，工具很简单——铁锹、手电、小铲(洛阳铲)，偶尔会用炸药，一般从开始到挖出东西来，顶多一周”。

　　文物就这样悄悄流失

　　2002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后，政府加大了对盗墓、走私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就是那个时期，庞胖子开始“转型”。

　　他告诉记者，他“转型”并不是因为怕被抓住，而是因为一次到广州的经历。

　　2000年，庞胖子带着一批“货”同一个文物商贩到广州去，他了解到了新的“行情”：广州、深圳有很多文物二道贩子，他们从庞胖子这样的人手中收回青铜器，然后倒手卖到香港，赚到的钱是他挖墓的数十倍。

　　“这样风险又小，赚得又多”。庞胖子开始学习如何“转型”：“走私文物是犯法的，但取证很难，如果要定罪，首先要知道这个文物是从哪个墓里挖出来的，被盗后有记录，核对后属实才能算盗卖文物，但那么多墓里的文物，也没人报案，谁都不知道是哪个墓里的，没主儿也就没法定罪。”那时，庞胖子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他逐步适应了从盗墓者到文物商的转变，那时，他的目的地主要是香港。香港是亚洲最大的中国古玩集散地，也是全世界第三大文物交易地。在这里，除每年都有国际老牌拍卖公司苏富比、佳士得定期举办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以外，还聚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古董商。他们经营着几百上千家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古玩商店、文物公司，经营项目全部都是中国文物。而在这些中国文物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则是出土文物。更为主要的是，在香港，文物买卖是公开、合法的。

　　庞胖子给记者讲述了将墓中文物带出境的办法：当时往来大陆、香港的货车很多，可以在货车上弄个夹层，一次可以带出一大批；或者找那种工艺品商，把文物混在其他青铜器工艺品中，也能带出去；最简单的是“人运”,对象是天天往来大陆、香港的普通居民、菜农、商贩，把小件的物品直接放在他们的包里，直接过关，一般没人会查。

　　而他讲述了“更绝”的一招：他还会自己跑到香港去买自己卖出去的东西。原因是在香港买卖文物合法，把这些走私出去的文物在香港买下，发票一开，申报过海关时再盖上“入关火漆”，便可以改头换面，成为合法的私有财产了，被盗文物自此便有了身份证，可以在国内拍卖会上合法拍卖，利润相当高。

　　在香港开古董店的中国文物鉴赏家丘小君告诉记者：这还不是这些青铜器的最终归属，大量的欧美买家会到香港来“选货”，那时价格又会翻几倍。香港，成为了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内地的文物到了香港，随后流散到了美国、日本、东南亚和中国台湾等地。现在香港中环的荷李活道和上环的摩罗街上，有着大量来自大陆的青铜器，品类和种类非常多，而这些，相当一部分来自山西。

　　国外博物馆里有山西馆

　　像青铜器这样的遭遇，在山西文物圈里并不是孤例。山西明清家具的遭遇与青铜器极其类似。

　　山西省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牛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一段山西明清家具的流失史：上世纪80年代末，明清家具在欧美受到追捧。那时，山西本地从百姓到相关部门，还没有把明清家具列为保护文物，只觉得是实用品，充其量算工艺品。就是这时，北京、天津、河北的一些藏家蜂拥而至，一到周末，山西晋中的乡村中，到处都是收明清家具的外地人。“山西的明清家具全国最多，品相最好，尤其是明代家具，我当时也知道家具是宝，但当时咱们民间的收藏力量太小了。有一张床，当时9万元人民币能拿下，但就这9万元，大多数人拿不出来。今年5月，我在英国看了一场拍卖会，就是那张床，最后的价格是近380万元人民币”。牛润生说，当时没有人重视、也没有人研究，很多好的家具就直接当作木材在天津海岸装船运往了海外。

　　丘小君到过美国众多博物馆，“很多东西，比山西省博物馆或者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西都全，比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就专门有山西馆，里面的文物众多，甚至有一堂完整的明清家具，一看款式就是山西流出去的……佛像、雕像、壁画，众多山西的文化史证，也都出现在国外的博物馆里。”

　　除了流失海外的部分，近几年来，随着国内收藏市场的升温，山西文物的部分流向由国外转向国内。“明清家具最明显，5年前，只要有第一手的信息，肯定是先通知北京、天津、河北的买家，因在《百家讲坛》讲家具蹿红的马未都老师，当年就多次来过山西，我也接待过。咱们自己留不住，都让人家给买走了。”牛润生无奈地说。在珠海的三乡镇，曾经是全国古家具的集散地，他们把从全国买来的古家具重新修整包装，再转手卖出，这其中，山西家具占了很大的比例。

　　“这些年，古家具已收不到了，都卖完了”，在晋商故里平遥，一位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晋中的几个著名民居中，摆放的不少是南方明清家具仿品。

　　文物保护还需各方协力

　　在青铜器出土较多的吕梁市石楼县，文物保护资金贫乏，县文物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保护资金具体缺口多少得等到2011年年底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束后方能确定。而现在，他们的预算一年才两万元。“相比巨大利润刺激下疯狂的盗墓，这点钱不值一提，但我们是贫困县，确实没钱啊！”这位负责人很苦恼。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公安部门为打击盗墓行为，想发展“线人”、有奖举报，但寥寥奖金的结果是群众报案寥寥无几。

　　牛润生说，山西收藏人数虽多，门类虽繁，但大都不精，属于杂类，文物价值不高、藏品档次不高，古玩经营者甚众，但缺乏行业领军者，认知水准也很有限。他希望近期在收藏品市场崛起的山西富豪们，能多关注具有本省地域文化的文物，为保护山西文物出把力。

　　丘小君在世界各地考察过多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他认为，山西不妨学习一些外国的文物保护经验，国家没有能力确保文物不流失，就给私人博物馆和企业文化博物馆留下一些空间。在日本，一些大企业通过艺术品的收藏和展览，一方面作为长期投资，一方面还可以宣传企业文化。

　　记者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