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一家开花，大家撒籽”

　　从此后，爸爸又开始了他挨批斗的艰难生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及其他一些地方，批判周荣鑫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不管是谁说的话，只要不合“四人帮”的意，都记在我父亲的账上，大字报主要点周荣鑫的名。因为当时毛主席还没有说话，他们对小平同志多少还有些忌惮，还不敢放肆地明目张胆地攻击。作为教育部部长，我父亲自然成了主要攻击目标。

　　我父亲心脏病很重，还要被迫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看那满纸的充满火药味的谩骂攻击之词。

　　在大字报围攻的同时，“四人帮”不放过我父亲，张春桥找我父亲谈话，逼我父亲承认错误，逼他交代问题。张明确表示，只要把上面的关系说清楚，你就可以解脱。张的意思太清楚了！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周总理，指向小平同志。但我父亲宁愿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也决不上推下卸。两个小时的谈话过去了，我父亲和他顶得面红耳赤，张春桥一无所获。我父亲和张在激烈的争论中，坚持要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张春桥也说出了他的“名言”：“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最后，张春桥生气地说：“你这个人真固执，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可想而知，在这次谈话之后，我父亲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朋友们都不敢上门。而在这个时候，却恰恰是父亲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一天晚上，父亲让我和二妹妹去看看王震同志。他说：“去看看你胡子伯伯，向他请教，问问他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和妹妹骑自行车找到了胡子伯伯家。胡子伯伯听说我们来了，大声叫“请”，并亲自到客厅门口接我们。

　　看到我们进来，他一手拉着一个，就像见到受了极大委屈的亲女儿一样，把我们姐妹拉到沙发上、坐下，一边招呼人给我们倒茶，一边忙着问：“你爸爸怎么样了？告诉他，党了解他，信任他！叫他放心！”当我们问到要不要写检查时，王伯伯凝神想了想说：“对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还是要检查的。”同时，伯伯又抑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大骂那些人，就是要把中国搅乱！王伯伯甚至生气地说：“我要到天安门自焚，向他们抗议！”回家后，我们把王伯伯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热泪盈眶。父亲说：“写检查也只写自己的问题，决不把责任上推下卸！”

　　其他老同志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关心。我记得童小鹏叔叔打电话，问我父亲怎么样了？我告诉他说：“这回是大家撒籽，我们一家开花。”因为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支持小平同志的整顿工作路线和方针，这就是大家撒籽；而“四人帮”当时重点整了四个人，即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而我父亲在教育战线是首当其冲，成了他们重点批判目标，清华、北大满院的大字报都点名批的是周荣鑫，这就是我们一家开花。他们目的很清楚：既“打”了邓小平，又刺激了在重病中的周总理。

　　在批斗会场上昏迷4小时得不到救治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发地悼念总理，发泄着对“四人帮”的仇恨和怒火。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怒火并不能使“四人帮”收敛一点。教育部在迟群一伙把持下，斗我父亲越来越狠。明明知道他有心脏病，却连续十几天开批斗会。天天三班，上午、下午、晚上，大中小各种类型的批斗会接踵而来，他们是非要置我父亲死地而后快。

　　4月12日上午，我父亲在批斗会场上突然昏迷不醒，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却不许父亲住医院，说什么北京医院不能成为走资派的避风港！父亲就在批斗会场的地板上躺了四个多小时，昏迷不醒而得不到救治。最后还是吴庆彤找到纪登奎批准，华国锋也批示要全力抢救，我父亲才住进医院。但是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我父亲被迫害去世了，至死也没有说一句对不起党的话。他只活了59岁。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的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流着热泪和我们一起与父亲最后握别，给他送行。他的秘书许永跃握着他的手，一直把他送到太平间。那悲伤的一幕，我们永生难忘！

　　父亲的骨灰盒在家里放了一年多，直到1977年8月28日，才给他平反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敬爱的小平伯伯、陈云伯伯、先念伯伯等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他们来向一位坚贞不屈、宁折不弯、以身殉职，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共产党员表达最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