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秘书

　　季羡林最中意的秘书是李铮。在回忆李铮的时候，评价几乎众口一词——严谨、踏实、没有任何私心。

　　季羡林是1946年发现李铮的，当时李铮17岁，是校内晒图的一个杂工，季羡林发现这个孩子中午不休息只知道干活，对他极为欣赏，把他调到了东语系的办公室打杂，后来又成了他的秘书。

　　不少人甚至认为李铮是个奇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能辨认梵文、巴利文、德文、拉丁文，季羡林的英文很草，只有李铮能辨认清楚，他的字迹甚至跟季老的字迹一模一样。

　　儿子李小军回忆说，父亲的信封和烟壳都要翻过来用，小纸片特别多，东西放哪特别清楚。当时两家人整天在一起，李小军当时只知道季羡林是“爷爷”，还没意识到这是个泰斗。

　　那时的季羡林一家，还是朗润园的五好家庭。

　　李玉洁来到季羡林身边，是1994年左右。之前她对媒体称“跟随季老五十多年”，这一说法遭到了众人的否认。她的丈夫是北大教授杨通方，“文革”前曾跟季老做过邻居，1978年社科院南亚所成立，季羡林任所长，她是工作人员。

　　当时李铮仍在，李玉洁只是负责外围。1996年李铮退休，1998年突然去世，李玉洁逐渐承担主要工作。此间，季羡林的家庭变故比较大，老祖、夫人、女儿和女婿相继去世，和儿子季承的关系闹僵，身边没有亲人。

　　在众人的口述中，可以构建一个这样的想象空间：李玉洁办事能力很强，挺“咋呼”的——就是搀着老爷子的手，走在前面觉得特别光荣，在2003年季羡林住院之前，她“挡驾”就很厉害，客观上，既替季羡林挡了不少不想见的人，也挡了他想见的人。

　　杨锐和李玉洁私交甚好，从1998年开始给李玉洁当助手。2006年8月，李玉洁突发脑溢血住院，杨锐成为主要秘书。

　　不少人举了蔡徳贵教授的例子来说明杨锐：从10月中旬开始，蔡徳贵每天下午带着录音笔，去病房给老爷子做口述历史，杨锐也把录音笔放在旁边，老先生不好明说，就授意蔡徳贵上午6：30开始，来个措手不及，杨锐得知情况后停掉了蔡徳贵的出入证，但是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就在季羡林上书温家宝、但是北大不做反应的这个时间段里，其间虽然有些不愉快，但是杨锐见了季羡林还是亲热地称他“季爷爷”。

　　11月3日，北大一位副书记带着新助手崔岩来到了医院。崔岩现职是北大英才交流中心的副主任，季羡林任东语系系主任的时候，她是打字员。

　　崔岩并不承认自己是秘书。蔡徳贵做口述历史的时候，她也拿出录音笔，说是杨锐交待，她要跟着录。对此，季羡林只有一句回复：我们录我们的。

　　“谁也掩盖不了”

　　2001年7月，季羡林将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北大图书馆，里面包括了他收藏的古画。据钱文忠介绍，这里最晚的是吴昌硕的《墨荷》，经济价值最高的是苏东坡的《御书颂》，这部分赠画编有完整的捐赠藏品目录。藏画的第二部分，是季老家中保存的、纪念性质的私人藏品，由当代名人所作，赠送给季老，这些名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目前仍然健在，

　　在于静的《静静地行走在喧嚣中》一书中，提到《御书颂》丢失的故事。在季羡林捐赠之后，有一次，他想看看《御书颂》，就让工作人员将这幅画从图书馆善本库借了出来。等到归还时，却发现找不到了，老爷子表示无所谓，李玉洁怀疑有人监守自盗。不久，有个工作人员说她想起来了，她怕这幅画丢失，把画用胶带粘到老爷子床底下了。

　　在11月7日拍摄的视频中，季羡林表示，丢画的事千真万确，两三年前他就有感觉，“当面叫你季爷爷、季爷爷，背后偷你的画，这个我知道。偷画的事情，谁也掩盖不了。”

　　在季羡林的藏品流失事件中，老秘书李玉洁留给公众的也是一些混淆不清的证词。刚开始，她回忆那些当代字画共打包了184幅，为张衡做的证词里，她表示臧克家书法是她“亲眼所见”，而吴祖光是“贺老先生八十大寿时带来的礼品有字画”。

　　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她表示，臧克家的画可能是在“臧克家里看到的”，吴祖光的画她没打开看过。

　　12月12日下午，在301医院的普通病房，《新民周刊》记者见到了这位八旬老人。脑溢血后，她说话含糊费力，但是思维非常清晰，在她身上，你能看到时间的残酷和生命的顽强。

　　老人表示，当时她并不知道证词要上网，后来有人告诉她这件事，她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至于谁告诉她的，老人说：这个人你不认识。

　　她重复了她对南周记者所说的话，她又表示——184幅她记得很清楚，这些都是古画，最晚的是清末吴昌硕的《墨荷》，她生病之后，这些画都交到杨锐手中了，是杨锐把这些画从北大13公寓拉到蓝旗营的房子里的，她要拉过去拍照，说是给图书馆存个底，当时李玉洁还给她找了两个数码相机。

　　老人一再重复：其它我就不知道了。

　　这就给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184幅到底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捐赠的古画到底是在北大图书馆还是在蓝旗营的房子里，这些画为什么要拉到蓝旗营的房子里去拍照，北大工作组清点时到底依据的是什么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