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台湾之后，无论是陈果夫还是陈立夫，他们都深深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样一个结局都是可悲的。跟着蒋介石鞍前马后一生，可以说把毕生的精力、心血和情感都投在了蒋家王朝之中，可到头来，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呢？身上没有一分钱，头上的乌纱也被揭去了。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留恋、感叹、怨恨。留恋的是他们过去的辉煌、年轻的抱负；感叹的是他们付出很多，得到的却很少；怨恨的是他们向蒋介石投之以桃，但没有报之以李，这么大个世界竟无容身之地。所以，面对蒋介石举起的“屠刀”，陈果夫只能一遍遍地唱着他的“哑巴歌”，而陈立夫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仰望着那个“活着的上帝”，而在他们的心中却涌动着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惆怅：“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

　　蒋介石闭着眼睛反省，让陈果夫、陈立夫不寒而栗

　　1949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海峡两岸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一边是欢庆解放，鼓乐高奏，礼炮声声，万众欢颜；而另一边，则是人心混乱，情绪低落，到处都印着失败的痕迹。陈果夫、陈立夫及他们的父亲，全家人聚集在台中市，也在败落的阴影及唉声叹气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950年的台湾，一片混乱。蒋介石和阎锡山带领的“国民政府”退到台湾，整个台湾岛人心惶惶，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气氛，陷入严重的失败与混乱之中。

　　政治上，国民党大陆政权彻底垮台，败走孤岛后，各派系互相埋怨，互相争斗，矛盾更加激烈。李宗仁远走美国，蒋介石复出未久，各行政部门残缺不全，一盘散沙，物转星移，人事全非。经济上，台湾全岛面积只有3.6万多平方公里，山脉就占去了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到三分之一，人口600万，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现在一下子涌来200多万军民，人口压力大增，这就使经济状况本来不太好的台湾陷于生产失调、通货膨胀中。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虽还剩下60万，但都是败兵残卒，乌合之众，虚张声势有余，正式临战不足，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而且惊魂未定，充满恐惧心理。总之，整个台湾岛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蒋介石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蒋介石心中明白，目前虽然偏安台湾，但尚须名正言顺。展望未来，并不乐观，暗中完全同意胡宗南的分析，美国并无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后来描述从广州逃台后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略为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作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许多追随蒋介石多年的党政要员们，竞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在被陈诚取代后，乘机潜往巴西，过起了寓公生活。政学系重要人员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也未同蒋一起赴台，而是滞留香港，以待时局变化，再做进一步打算。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也深感国民党无力回天，早在国民党败退前辞去广东省长的职务，偕夫人张乐怡转道香港赴巴黎“治病”，后又声称为“家庭事务”移居美国。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于1948年就同他闹翻了，赌气离开大陆，同宋蔼龄在纽约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过起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等人害怕去台湾凶多吉少，故而举家迁港。更有许多要员逃得无影无踪。此时的国民党，真可谓树倒猢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