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关系

　　和法“闪电”建交，新中国爆发“外交原子弹”

　　1964年，戴高乐对尼克松说：“中国还不强大，现在就承认中国，比等到中国强大起来，你们被迫承认她要好。”事实证明，戴高乐这一论断是极具长远眼光的。

　　通过第三国寻求接触

　　戴高乐将军于1959年1月再主爱丽舍宫后，推行戴高乐主义，与美国相抗衡。20世纪60年代，中法的角色类似：一个是在全球范围向美国霸权挑战的不驯服的盟国；一个是不听从指挥棒直至公开脱离苏联轨道的“大家庭成员”。

　　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中法之间基本共同点，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当时中法没有外交关系，中国驻瑞士使馆承担了某种对法外交功能。在此次解密的编号为110-01984-03的一封1963年3月的带“绝密”字样的文件中，驻瑞士大使馆提出了“法美矛盾和我对法工作的意见”。

　　该文件提出：“在国际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对法工作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区别对待美、英、法、西德等国，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法美矛盾，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击美帝。”

　　事实上，两国驻瑞士使馆的工作人员已互相试探了。一份解密文档显示：1963年3月20日，王进参赞拜访法驻瑞参赞高桑。王引用戴高乐的话说，“法国有自己的人格”，中法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现在中国也是个大国，也不容别国歧视。王进话中的两个“也”字，别具意味。

　　高桑说：“战后，法国重建了自己的经济。法并非反美，而是认为自己可有所作为。因此，报纸上将肯尼迪面前的戴高乐比作赫鲁晓夫面前的毛泽东。”

　　法方同样利用第三国的外交舞台寻求与中国的接触。

　　一份1963年8月1日的来自中国驻柬埔寨使馆的加急文件显示：法国驻柬埔寨商务参赞Calzarone私下对中国外交官表示：“法国和中国不久后可能建立邦交了。几年来法国一直在研究中国，认为同中国交往比同英美苏等国要好得多。法国是大国还受人欺负。英国同法国是世仇，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欧洲国家都怕它，美国就更别提了。他们害怕欧洲的法国和亚洲的中国，签订禁核条约就是为了限制中法两国的。”求同之心，溢于言表。

　　很快，在一份等级同样为“加急”的解密文件中，中国驻瑞使馆提出了“关于加强同法国政界人士接触并相机邀其访华”的建议。其中主要的候选人为富尔、密歇勒和加比唐三人，其中富尔便是后来起到和基辛格同等重要作用的法国密使。

　　法国前总理的北京之行

　　到1960年代初，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便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我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

　　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外交部很快复电同意，有趣的是，复电中谈到:“关于费用问题，争取来往旅费由他自己负担，在华期间(食宿、交通等)费用由我负担，如富尔主动要求我负担全部费用，亦可同意。”

　　10月中旬，驻瑞士使馆再次来电称，富尔动身来华前，专程去伯尔尼，向中国驻瑞士大使说明：前不久，他见了戴高乐将军，“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

　　富尔主动称，他明确反对两个中国，认为一个国家要承认中国，不仅是外交上的承认，而且要在联合国中反对蒋介石，支持中国。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尔此行变得微妙起来。

　　这份解密电报称，富尔表示“将戴的一封家信转交给我领导人。因此此行实际是官方性质，但希望中方完全保密，对外说他是个人旅行。”电报最后说，“从以上谈话看来，富尔访华很可能要试探和我建交问题。”

　　编号110-01982-07的档案记录了戴高乐信件的内容——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对你在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我为什么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人民(应为‘民族’，档案原文如此)间各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夏·戴高乐

　　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

　　10月22日，既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外交头衔的富尔夫妇没有住原定的北京饭店，却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一系列外交上的高礼遇是有内涵的，富尔不会不清楚。

　　富尔访华后，和中方智慧地解决了“台湾问题”，并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