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17日零点，达赖化装后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根据地山南地区。达赖出走后，人民解放军用两天时间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3月26日，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宣布“西藏独立”，成立了“西藏临时政府”。之后，他们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的无理诉求

　　叛逃到印度后，达赖喇嘛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驻印使馆将“达赖记者招待会情况”电传北京。编号为105-00406-01的档案详细地记录了记者会的情况。

　　记录显示，达赖要求成立“大西藏”，恢复1950年前西藏的地位；要求西藏“自由”，“中国人”退出西藏；表明他和他的噶伦组成西藏“真正的政府”(《政治家报》)。《印度快报》说，达赖声明看来像一个“流亡政府首脑的声明”，他一再用“我和我的政府”这一称呼。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森恩拒绝发表对达赖声明的意见，原因是“尼赫鲁不在德里”，他不能谈。但森恩说，“达赖成立流亡政府的事，不会在印出现。因印不认为藏为主权国”。

　　6月25日，驻印使馆又给国内发了一份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是对记者招待会之后情况的进一步追踪，“印资产阶级报纸又展开了一场反华宣传攻势”，基本观点是：为达赖叛国声明喝彩，企图在政治上打击我国，并动员“国际舆论”对我施加压力；有些报纸将达赖称为国家“元首”、“领袖”。个别态度友好的报纸则谴责印度政府，为什么允许达赖在印进行政治宣传，要求达赖到美国去。

　　档案文件中记录，印共自由报对达赖声明已进行了驳斥，指出达赖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并将此声明与尼赫鲁过去的声明作了对比。但驻印使馆认为“对印度通过达赖反咬我国的阴谋，似揭露得不够”。

　　驻印使馆建议，“印政府和报界都急于想知道我对达赖声明的反应，《印度斯坦时报》24日社论即在这方面有意刺激我国早作表示，23日晚《印度斯坦时报》记者两次来电话，最后并亲自跑到使馆来打听我方是否已有反应。”

　　中方密切关注印度的幕后角色

　　中国驻印大使馆一直密切关注达赖叛逃后印方的反应。1962年1月27日，驻印使馆电告国内，“近来印度对西藏叛匪的一些做法值得注意。”

　　在档案材料中，这些值得注意的事项包括：印报纸除经常报道叛匪在西藏进行“游击”及“游击区”扩大等消息外(来源说是刚渡和加德满都)，报道叛匪在印活动情况(及照片)增多。印度政府曾宣称要将列城变成佛教活动中心，以代替拉萨，并由政府帮助在该地建立佛教哲学学校等。

　　“另据叛匪透露消息：达赖驻德里办事处将要公开挂出牌子，此事已得到印、英、美、西德等十四国的同意。确否待证。”

　　大使馆推测，“这些叛匪活动表面上是以反动的民间团体出面邀请组织，实际由印度政府暗中支持并有政治活动。”是否要对印度提出抗议，将矛盾公开化？使馆建议，“一时尚缺乏强有力的证据。除我们密切注意情况发展外，是否需要表态，国内有何考虑请示。”

　　外交部回电说，“请你馆各单位密切注意发展，设法弄清情况、证据，特别是每项活动的政治内容和印官方表态。对达赖驻德里办事处也要弄清，目前是只具空名还是有具体人在活动，于驻在国和其他外国有何交往。待材料充分、证据确凿后，再考虑交涉问题。”

　　1962年，是达赖流亡印度三周年，驻印大使馆4月3日给印度外交部一份“关于西藏叛匪在噶伦堡‘纪念’叛乱三周年的备忘录。”但印外交部“辩称我陈述不确”，并称“和平性游行，只要不威胁法律和秩序，当局无权采取行动”。

　　达赖盗卖金银财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