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写作]新世纪 标签化与市场需要

　　核心提示：“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网络作家”、“80后作家”……标签不断被生产，可能是为了身份界定的方便，而更多则是市场炒作的需要。有实力、具有创新性的“标签”作家也没有被《收获》冷落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新世纪以来短暂的8年，“标签化”可能是其中一个。

　　“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网络作家”、“80后作家”……标签不断被生产，可能是为了身份界定的方便，而更多则是市场炒作的需要。有实力、具有创新性的“标签”作家也没有被《收获》冷落，先是新世纪第一期上棉棉的《糖》，然后是网络文学红人安妮宝贝，还有“80后”代表张悦然……

　　在一次次高潮退去之后，《收获》或者中国当代文学，还在尝试寻找焦点，或者说，去除“标签”。

　　棉棉 “身体写作”与新旧交替的震荡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期《收获》让它的忠实读者们瞠目结舌，一个陌生、暧昧的笔名棉棉和她的《糖》成了小说的主打，这部后来被誉为“身体写作”的作品一时间成为各界攻击《收获》堕落的靶子，不过2000年第一期的《收获》也成了那些年销量最高的一期。在文学杂志上一炮而红之后，出版商隔开数月就开印小说单行本，《糖》成为当年最畅销、最被关注的小说之一，虽然小说出版四个月后就被要求不准再版。《糖》的出现预示并继而引发了整个2000年文坛的新旧交替的震荡。

　　《糖》是如何进入《收获》的？在当年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程永新最早看到这个手稿，然后他拿掉了别人的稿子，这一行为后来引起了别人不满。”棉棉对早报记者说，“有人对《糖》在《收获》这样一个文学性很强的经典刊物上发表很愤慨，但我认为这篇小说当然适合在《收获》上发表，因为这是一部非常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它和杂志的文学品位是吻合的。”末了，棉棉向早报记者补充说，“我的写作从来都是文学创作。”

　　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的一篇对话中，程永新也谈起了《糖》的故事，“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是书商，想要出版她的作品。而我则只是在网上浏览了一点她的东西。我的朋友跟我说写得很好，让我一定要看一下。看完之后，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说服李小林，我说你一定要看一下。看了以后，她也觉得不错……但我们觉得，《糖》这个作品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价值在里面的。而且她不等同于那些书商和媒体炒作的所谓的美女作家。我觉得这部作品有可取之处，虽然这部作品不尽完美。它所选取的角度，描写人物的角度，我觉得其他作家很难写出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因此当时我们决定把其他稿子撤下，把这个稿子发表。”

　　但《糖》中大胆的“身体”描写还是令有关人士不安，“四个月后，小说不再被允许出售，我想这不是任何人的问题。我觉得，《糖》是一部好作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作品，但它来得太早了、太超前了，许多内容的写法是前所未有的，人们还无法接受。所以，当小说走入社会后，它完全失控了，超出了作者和出版社的控制，这是意料之外的。”棉棉说。

　　棉棉曾几次谈到出版对于“个人化写作”彻底性的削弱，“我的写作非常个人化，但我不彻底。”她与媒体和杂志、出版社的关系总是一边痛骂一边合作。这种矛盾的姿态被很多人认为是“作秀”。

　　《糖》为《收获》带来了销量，单行本一度畅销几个月，“但我没有赚到钱，当时我是中国最穷的作家，感觉我被抛弃了。幸好小说后来在法、德出版，赚了外国人的钱在国内花。”棉棉、卫慧等其他作家，他们在新世纪还开启了另一个纪录，那就是中国当代作品被西方读者接受，在西方评论界和读者中获得的肯定远超过国内。“《糖》在法、德畅销养活了我，他们觉得小说写了人共同的生命困境，在生命思索上和他们的思考相近，在阅读中他们不再关注这是不是中国作家的写作。当然，书能在西方出版，还是得了中国标签的便宜。”棉棉说。

　　安妮宝贝 就这样被传统招安

　　2000年文学界的另一盛事便是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网络成了滋生众多异彩纷呈的大众文学作品的最佳摇篮，最出名的莫过于安妮宝贝。《收获》也很快接纳了这批作家，2001年，安妮宝贝的中篇小说《四月邂逅小至》在《收获》上发表。发表网络作家小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从2001年到现在，我一共三次收到《收获》的约稿，除了2001年发表的《四月邂逅小至》，还有2006年的小说《莲花》，2008年散文《南方》。”安妮宝贝对早报记者说。

　　从网络中来，回到传统出版中去，这是大部分网络作家出名后维系其名气和生存的出路，真正靠网络写作谋生还得等到2007、2008年的收费阅读模式的普及。连安妮宝贝也说：“我想《收获》来约稿,并不具备‘网络’方面的考虑,他们关注新的、有自己风格的年轻作家,只是这个原因。此外，我从2000年就离开网络,此后所有文字都没有在网络上发表,与网络没有任何关系。”安妮宝贝、慕容雪村他们无不如此。2000年左右出现的网络文学，在一个特殊年代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几乎没有限制的写作、发表平台，其中只有极少数脱颖而出，如安妮宝贝之类，很快他们就被传统出版“招安”。

　　事实上，就他们而言，他们自己并没有用网络或者非网络、体制或者非体制等标签来标榜自己，无论是早期的网络文学还是后来的传统出版，他们无非就是让读者读到他们的文字。“文学应考虑的是好的作品与不好的作品的区别，而不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网络里还是网络外，这种种褊狭的概念里打转。这种观念上的局限性，本身就是对文学的限制。”安妮宝贝对早报记者说，“我自己对此也不感兴趣。我没有进入体制或不进入体制这种考虑,这对我来说不存在。”

　　现在回过头去看2000年出现的网络文学，就文学本身而言，它除了为出版界提供了几位畅销作家外，它并没有对文学带来根本性的变革。网络或者网络文学在传统的出版体制之外，为图书出版和文坛输入了一位位成功作者。

　　张悦然 告别“80后”枷锁

　　2006年，成名有几年的80后代表作家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誓鸟》在《收获》上发表。有人说，主流文坛要招安不安分的80后作家，有人说张悦然要告别“80后”枷锁，但也不一定能融进主流文学界。

　　回忆两年前在《收获》上发表《誓鸟》的情形，张悦然对早报记者说：“当时曾一度引起比较大的争议，负面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一种观点认为，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成熟的作家怎么能在《收获》上发作品呢？我们这些80后与杂志的气质不符。但《收获》还是发表了这部作品，这让我很钦佩。这两年，《收获》还是很有勇气的，发表了不少年轻甚至不知名年轻作家的作品，比如路内、孔亚雷等。《收获》几十年的品格就是创新，追求作品风格的多样性。但当时的一些评论，似乎比那些传统文学杂志更有偏见。”

　　事实上，正如张悦然所说，“像我们这批年轻作家已经不需要文学期刊这样一个平台来发表作品了，很多人直接跟市场对接。”但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确实能获得另外一种肯定，那隐隐约约的体制或者主流。

　　如果真的要用年代去做标签、断代的话，那么所谓80后作家，到底有其特殊性吗？当我们昨日还在谈论80后作家时，韩寒们都在奔三了，90后都已经出现了。可是，他们真的挑战或者代表中国文坛什么吗？除了带来百万计的年轻化读者，他们并没有改变文坛什么，也许还是太年轻。

　　早报记者 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