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写作]一边是苦旅 一边是顽主

　　核心提示：余秋雨和《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是大学同班同学，1987年李小林收到余秋雨寄来的两篇散文，当时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说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收获》在1980年代末的一个亮点是专栏的推出，这其中不能不说到余秋雨。

　　余秋雨和《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是大学同班同学，1987年李小林收到余秋雨寄来的两篇散文，当时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说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1988年第1期，《收获》开散文专栏《文化苦旅》，发表的第一篇是《阳关雪》。余秋雨后来回忆道：“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

　　《收获》副主编程永新回忆说：“当时，余秋雨还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各种社会活动比较多。面对李小林的‘催逼’，余秋雨是苦不堪言。但是，由于他们是老同学，余秋雨也不好发脾气。到后来，我们觉得他越写越好了，用行话说，他写开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写得比较紧，不洒脱，不放松。到后来则达到了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这么两三年写下来以后，读者反映也越来越好。”在与《收获》长达七年的合作中，余秋雨相继开设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天话语》、《旧城迷藏》等专栏，但《文化苦旅》对于《收获》和余秋雨都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文化苦旅》结集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文学畅销书。

　　“文化苦旅”成为余秋雨代名词，他也因此成为大众和媒体追逐的对象，然后是数不尽的争议。

　　对于王朔在《收获》的亮相，程永新回忆说：“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编辑的，经常会自觉地翻阅其他杂志，当时随便翻到《当代》上的一篇小说《空中小姐》，我觉得很好看，作者很会讲故事。要说这个小说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但非常吸引人看下去。我觉得当时中国具备这种叙事魅力的作家其实不多。所以我就通过《当代》给他写信，向他约稿。我觉得叙述魅力是一种天赋，虽然通过培训也能将这种技能发挥出来，但更多的是小说家应该具备的天赋。我现在记不清他是否当时就给我回信，我现在正在编一本书，其中有作家的书信来往，我看了一下，王朔当时跟我的信件来往还是很多的。《顽主》则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寄给我的，我记得，我们是探讨过这个小说的，个别的地方请他稍微修改了一下。我的印象中，他跟我们的合作没有大的问题，只有个别的细微变动，比如某些句子的调整。只是当初的题目叫《五花肉》，俗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它跟小说不贴。所以请他再想想。……我们希望他再起一个名字。后来他起了三个名字，我们选中了《顽主》。小说描写的几个人物十分诙谐，幽默，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和他们的语言方式很合适。一个好的名字可以勾起人阅读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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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谈《收获》

　　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会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其实在这之前，写《一半火焰……》的时候，我给了《十月》，《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你这个人物得学好呀！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在《收获》发表之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自信呀，自我意识呀和自由度也是相关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当然就可以更自我一点儿，到后来慢慢就放开了……其实这种是特别具体的。那时我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还是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

　　[30年写作]现代性困惑与身份认同

　　核心提示：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1980年代初，在“知青”与“伤痕文学”之后，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是“寻根文学”的崛起，这一群体的代表作品最初出现时虽然在《收获》的视野之外——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群体的部分重要作家却与《收获》编辑相关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1980年代初，在“知青”与“伤痕文学”之后，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是“寻根文学”的崛起，这一群体的代表作品最初出现时虽然在《收获》的视野之外——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群体的部分重要作家却与《收获》编辑相关，阿城的《棋王》即是由现任《收获》副主编肖元敏编辑的(时任《上海文字》编辑)。《收获》同时也编发了后来被视为“城市文化寻根”的代表作家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的《烟壶》。

　　1982年以后，随着汪曾祺故里回忆小说、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

　　虽然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号，但对于什么是“文化”，作家们看法并不一致。大多数作家选取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某个地域作为切入文化层面的基点，这其中有城市市井的，也有乡村的，邓友梅和陆文夫各自扎根于北京胡同与苏州小巷，而引人注目的则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小说都带有这方面的探索意义。王安忆的《小鲍庄》则是在社会背景及具体时空虚化的前提下，以凝重、写实的笔触，突现出封闭状态中农民自在的生存方式，古朴的仁义道德作为小鲍庄村人的精神依托。

　　汪曾祺本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他“有意识地吸收民族传统”，认为“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作品要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他喜爱老庄的随遇而安，又善于将人生的各种况味糅入浓郁的风俗画，而在这风俗画中寄托着一种美好人性与人情的理想。他写《受戒》，写自己“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在那个水乡，人们出家当和尚，几乎没有清规约束，和尚可以杀猪吃肉，娶妻生子，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的情爱正是在这种自然、率性的环境中如水一般平常地出现和流淌。

　　另一个不能不提的小说是阿城的《棋王》，阿城写王一生的“吃”，有种返璞归真的意味。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李陀后来回忆说：“‘阿城的《棋王》编辑肖元敏现在是《收获》的副主编——当时汪曾祺和何立伟的小说使我进一步考虑我们的本土资源，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到我们小说里头。这时，发生一件事。1983 年冬天，几个朋友在我们家吃涮羊肉，那时和阿城已经很熟了，我是电影美学小组的，我和他爸爸特别熟。他爸爸、妈妈特别关照说，我们这儿子特别喜欢写东西，后来就和他熟了。开头他给了我几篇他写的东西看，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不是《遍地风流》，但已经是《遍地风流》那种写法了。1983年冬天在我们家吃羊肉，是暖忻张罗的，有陈建功、郑万隆、何志云，当时阿城讲故事已经很有名了。大家说，给讲故事吧。阿城不理我们，闷头吃涮羊肉，他的吃相特别狼狈，说吃完再说。吃完了，他把烟斗点燃了，讲《棋王》的故事。刚讲完，我就说这是很好的小说，而且是个中篇小说。建功和万隆也说这肯定是个好小说，你写吧。他戴眼镜，当时灯也没那么亮，眼镜闪着光，用特别怀疑的眼睛看着我说，这能弄成一篇小说吗？我们说保证成，都鼓励他写。我走之前就和他们说，阿城你小说写完一定要让我看，那时候我就像大哥似的，我比他们大几岁。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具体记不清了。问建功和万隆，说已经给《上海文学》了……后来没想到小说一下子会这么红。”

　　有趣的是，王安忆的《小鲍庄》无疑是属于“寻根”的，但当时并没有给《收获》，她此前回忆说：“比如《小鲍庄》，当时《中国作家》创刊，冯牧说，安忆你得给我一个作品，那我就给他这一篇了。我写东西像还债一样，有时候拖欠的约稿太多，就会有先来后到的考虑，所以，《荒山之恋》给了《十月》；《小城之恋》给了《上海文学》；《锦绣谷之恋》给了《钟山》。 我的好作品没在《收获》上发表，原因肯定是《收获》刚刚发过我的什么作品，要不就是在那前后我已经给了它别的作品。而且1980年代好刊物很多，像《文汇月刊》、《作家》、《北京文学》……不像今天这么乱，作家也不会总盯着哪一家。 ”

　　讲述

　　张贤亮

　　发表于1985年《收获》上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我在1984年创作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名职业作家，获得了三次全国小说奖。我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个年代，一方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另外一方面文学和思想领域还是有很多禁区需要突破。20多年的极“左”路线不仅是对人心理的破坏，也是摧残了中国人的生理。后来很多人都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当代性文学的开端，甚至开玩笑地说我是中国当代文学性描写的鼻祖。正因为我试图冲破“性”这个文学禁区，整个1980年代对这部小说有不小的非议和争论，据统计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论文章加起来竟然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多倍。

　　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写完这个小说之后就到美国爱荷华州参加聂华苓创办的国际写作班去了，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发表之后，国内正好兴起了一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我的这个小说被当作批判对象之一。我在美国一点都不知道，但美联社却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我的小说受到批判为例来说中国又将进入政治运动，我由此才知道自己和自己作品在国内的处境。在我结束写作计划的时候，聂华苓专门给我开了一个告别宴，我当着与会近百位中外作家和记者表态，表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开放有信心。

　　陆天明

　　1982年在《收获》上发表的《白杨深处》对我个人意义非常状态，在“文革”期间我就已经开始写作，但是很多在“文革”中颇为知名的“文革”作家到了新时期都找不到写作方向，退出了文坛。我很可能也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因为《白杨深处》这部在新时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开启我个人写作的新篇章。除了这部小说，当年在《十月》发表了我另外一部作品，这一年对我而言是脱胎换骨的一年。《白杨深处》我前后重写了6稿，小说虽然只有10万字，成稿文字达60多万字。关于《白杨深处》发表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手稿寄到《收获》杂志后，李小林找我到她家去改稿子，后来我是在她家一楼改了这个稿子，当时李小林父亲巴金就在楼上，但我没有去打搅，这也有点遗憾。我想，我是唯一一位到巴老家改稿子的《收获》作者吧！

　　王安忆

　　1980年第4期的《收获》上，我发表了《广阔天地的一角》这部短篇小说，之后的第6期又发表了《新来的教练》，之后又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收获》上发表。1980年，我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一半的时间学习，一半时间写作，那个阶段集中写了一批作品，其中就包括《广阔天地的一角》和《新来的教练》等，这些短篇小说后来就收在了《雨，沙沙沙》这部小说集中。发表《广阔天地的一角》时候的《收获》编辑是郭卓，也是我母亲的老战友，我母亲最初为了避嫌建议我，不要在上海的杂志发，但最后她觉得确实好，忍不住还是给了郭卓。这对我的鼓励是非常大的。在1980年代初，我在《收获》上集中发了一批短篇小说，1986年后开始发中篇，后来觉得自己满意的作品就一定首选在《收获》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