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按照我个人的标准，改革30年的中国文学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收获》复刊后一两年，中国整个社会思想开始解放，各种被禁锢的思潮迸发出来，它们都通过文学集中反映出来。

　　30年中国文学分三个阶段

　　早报：您是从1983年开始进入《收获》杂志进行工作的，根据您25年来对中国文学的观察，您个人认为，30年中国文学大概可以分几个阶段？

　　程永新：按照我个人的标准，改革30年的中国文学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收获》复刊后一两年，中国整个社会思想开始解放，各种被禁锢的思潮迸发出来，它们都通过文学集中反映出来。所以，那个时期的文学特别热闹，我们的杂志最高发行量也在那个时候。这是一段特殊的时期，文学肩负了太多社会责任，集中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诉求。

　　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那个时期，文学开始复归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作家对文学各种形式、样式进行了实践、探索。虽然文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引起社会轰动，但作家们对文学的探索影响深远。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文坛诞生了一大批实力派作家。

　　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文学开始边缘化、学院化，所以你看到如今的知名作家和批评家基本上都生活在学院，而恰恰这个时期文学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文学更加趋于边缘化。尽管文学正回归本位，同时趋于边缘化，文学界依然诞生了一批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但确实很难再有像1980年代那种令人激动的作品。此外，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实力作家也很难再超越自己。而新生代作家，特别是80后作家，他们和实力作家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年轻作家和实力作家之间需要对话、相互理解，这对文学很重要。

　　早报：再过10年，如果还有第四个阶段的话，您怎么描绘这个阶段？

　　程永新：排斥新元素、纯粹的传统文学写作可能进一步被削弱甚至消亡，下一个阶段的中国文学必须整合各种文化、文学元素，特别是整合手机、网络、类型小说等资源。比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从写作上看与传统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区别，但其内在文学性和人文精神并没有变化，中国文学也需要类似探索性的作品。

　　早报：我注意到这几年《收获》也发表了一些类似创新性的作品，比如孔亚雷《不失者》、李西闽《幸存者》，您怎么看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

　　程永新：《幸存者》写的是作家李西闽在汶川地震中被埋几天的真实感受，你觉得是纪实文学还是小说？《不失者》则更多带有后现代的浓厚色彩。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你无法用传统的文学标签归类的作品，实践还在进行中，但这些都是我们乐意看到的。

　　《收获》并不“策划”争议

　　早报：2000年第一期《收获》上发表棉棉的小说，后来是网络作家安妮宝贝的作品，80后代表作家张悦然等等。但我们还没有觉察到，他们有可能汇集成1980年代时期的各种文学流派，您怎么看？

　　程永新：从巴金开始，老一辈的作家和编辑们对文学新人从来都是非常关爱的，这是一个传统，它延伸到1980年代、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从来没有中断过。我们的愿望就是把各种流派中比较优秀的作品汇集起来，这是《收获》的胸襟。

　　我们也在思考新世纪文学路怎么走？1980年代知性写作是否还有前途？从文学30年看，《收获》就一直在发现新力量。但必须看到，新世纪以来的一批年轻作家，他们的成名虽然和余华、苏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知识结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因为有区别，年轻作家的写作更加多元化、私人化、个性化，甚至娱乐化。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恰恰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所在，他们确实也很难像1980年代那样进行趋同化写作。

　　早报：因为思想解放、社会大变革的奇迹，1980年代年轻或者老作家迅速占据中国文坛主流，这批实力派作家至今占据着中国文坛主流话语，年轻作家已经和所谓体制和主流没有太大关系，他们直接跟市场接轨，而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却比较尴尬。

　　程永新：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走进文坛时，他们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前面有那么多实力作家已经横空出世走在了前面，如果要超越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从写作上看，19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面对着一个相对正常的文学环境，循着文学规律进行创作。他们的工作已经回归到单纯的文学创作，他们的创作和思考也更冷静、深入，文学确实已经摆脱了那些本不该它承担的责任。

　　早报：文学正在回归本位，回到其边缘的位置，但我们依然怀念着文学发挥巨大能量的1980年代，而且相当部分引起社会争议的作品就是在《收获》上发表的。当时编辑部是刻意想通过文学引领社会讨论吗？

　　程永新：《人到中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批作品在《收获》上发表之后，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全国大讨论，这些都不是我们预料的，我们也没有刻意说要引起社会讨论，杂志只和文学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社会一点一点在进步往前走。作家的写作和思考非常敏锐地触及到了整个中国社会进步，所以不是我们杂志在策划什么，我们只是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正面描写中国人的性这个话题，所以争论在所难免。李小林不久前曾披露了巴老当年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看法，因为当时北京有人打电话到杂志社质疑，《收获》怎么能发表这样的作品？巴老的回复大意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没有迎合市场化的倾向，有人说小说写得有点“黄”，但写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说的是，《收获》不是什么争议策划部，每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社会都有自己的敏锐判断力，我们只是敏感地将这些人或作品汇集了起来，但本质上我关注的是文学。

　　收获季节

　　张炜：那个白天上班

　　深夜写作的年代……

　　1985年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你好！本林同志》。小说是在1984年写的，当时我还是济南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写小说是我的业余爱好，常常下班写小说写到凌晨一两点钟，然后7点30分到机关打扫卫生，1984年底我才正式开始专业写作。一直认为，写《你好！本林同志》的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生气勃勃，环境比较单纯，人也更健康、有力。后来还在《收获》上发表了《九月寓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九月寓言》是我最看重的作品。

　　叶兆言：《花城》退稿

　　成就一桩“好事”

　　中篇小说《五月的黄昏》写于1985年，当时我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写完之后最先托朋友给了《花城》杂志，我以为已经发了，所以也没有在意。但一年后，稿子退了回来，我只好再转给《收获》，然后在1987年出版，那个时候我也从南大毕业了。要知道，当时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要发表作品是非常困难的，手头积压了一批作品，只要能发表就行。

　　麦家：10年寂寞等待

　　终于打动《收获》

　　我直到2005年才开始在《收获》上发表作品，先是那年第二期上的《一生世》，接着是《密码》，这个时候我在文坛已经比较出名了。可能别人不知道，其实我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给《收获》投稿，但是他们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收到的是一篇篇退稿信，但我不气馁，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打动了《收获》的心。这也证明我其实是个非常笨的作家，我给《收获》的投稿过程，也是我个人写作忍受寂寞的漫长过程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