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战略关系，两国之间开展了各个层次的交流。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专家学者有机会与苏联的同行甚至苏联领导人交流。不过，与苏联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同斯大林接触过、探讨学术问题和政治方略的中国专家却不多。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来自85个国家的近2000人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盛会。大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主持。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宋庆龄任团长、郭沫若任副团长的108人代表团。约里奥·居里和宋庆龄同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后，应苏联文化协会邀请，宋庆龄、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访问数日。1953年1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是斯大林逝世前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客人。

　　在会谈中，斯大林仅向宋庆龄和郭沫若提出了若干有关中国的国情问题：农民的生活改善，妇女参加工作，知识分子对现状是否满意，小学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学数量的增加，语言情况(如汉语的特点、学习方法与改革)。宋庆龄、郭沫若对这些问题作了或略或详的回答。郭沫若告诉斯大林：中国废除了英美式的大学制度，学习了苏联的经验，进行了院系调整，增加了专门学院。斯大林不时介绍苏联的经验，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向斯大林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标准、耕种田地的奴隶与封建制度的农奴的区别。斯大林解释了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区别，强调研究社会制度问题应研究纯粹的社会状态。郭沫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有很大争议。郭沫若早在1930年就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在1952年2月出版《奴隶制时代》一书，论述春秋与战国之交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下限。

　　郭沫若曾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那里得知:苏联的中亚各民族从原始公社制度直接进入了农奴制。他当面向斯大林请教：社会是否可以跳跃式地发展？斯大林回答：“可以的”，并举例作了说明。郭沫若认为斯大林的话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斯大林作为革命导师，会谈时显得居高临下。比如，听了宋庆龄对中国变化情况的说明，他说：“我所期待的不是这样的回答。”当郭沫若谈到在和平运动中应尊重民族独立的要求时，斯大林一再强调“不好”，对郭沫若谈话的口吻如：“你懂得这个道理吗？”“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郭沫若向斯大林透露：约里奥·居里表示，如果法国局势的恶化使他不能继续在那里活动的话，他就想到中国去。这样，他既可以帮助中国研究科学，又可以领导和平运动。斯大林听了这个消息，“把铅笔搁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在纸头上画”，提高声调表示反对居里离开自己的祖国、“逃亡”到中国。他认为，即使法国局势变得再坏些，居里也应该在其祖国搞和平运动，甚至像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德田球一(1894—1953)那样坐牢十几年。如此，斯大林似乎是按照一个和平运动的政治英雄来要求居里的。

　　其实，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首先是科学家，其次才是社会活动家。作为第二代居里夫妇，他和妻子共同研究核物理，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48年领导建成法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中国科学家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曾在他们的实验室完成了出色的研究工作。居里夫妇曾帮助中国购买书籍、仪器等研究原子能用的珍贵物品，并在1951年协助中国人将那些物品带出法国。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希望在科技、工业、教育、军事等领域得到苏联的援助。50年代初，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工业技术，与中国进行科学交流，但在提供尖端科技方面却十分谨慎。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斯大林并不希望西方顶尖的科学家，尤其是核物理学家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开展尖端研究？当然，这个推测尚须得到史料的支持。

　　为了研究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我们在查阅部分中国科学院的历史档案时，偶然发现了1953年1月27日郭沫若口述、廖盖隆笔录的《和斯大林同志的谈话》，该档案的卷内备考表中记：“本材料系从财务档案库内清理立卷”。这份档案告诉我们：1953年1月13日晚10时到11时50分左右，斯大林会见了宋庆龄和郭沫若，为他们做翻译的是苏联汉学家、外交官费德林。现将笔录文字整理出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郭沫若、宋庆龄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

　　1953年1月13日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我和宋庆龄先生进[晋]见了斯大林同志。会见的时间是从下午十时开始到十一时五十分左右结束。这次谈话是由费德林同志担任翻译的。

　　宋庆龄先生首先给斯大林同志送了礼物——一件精致的象牙雕刻品。斯大林同志说了“谢谢”。然后即坐下来开始谈话。斯大林同志是一边用蓝色铅笔在纸上画画、写字，一边谈话的。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很好，态度很安详，谈话的声音很平静。以下是谈话的大概情形。

　　斯大林(问宋庆龄)：中国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你觉得怎样？

　　宋庆龄：是的，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帮助。

　　斯大林：我所期待的不是这样的回答。

　　中国人是好人，很朴素，很勤勉。帝国主义者要把中国人弄成坏人，但是他们来不及做到这样。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很要紧的。敌人可以把一个民族的人变成坏人，但是不能使它的文化变质。

　　中国的农民的情形怎样？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改善？

　　宋庆龄：是的，农民的生活普遍地有了很大的改善；最近又有了速成识字法，他们正在普遍地学习文化。

　　斯大林：中国的妇女们的情形怎样？她们是不是已经和男子一样地参加工作(劳动)了？

　　宋庆龄：是的，中国的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她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和男子一样参加工作。

　　斯大林：妇女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在苏联，妇女和男子同样地做工作。应该把中国妇女从厨房里，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形怎样？是不是还有人不满意现状？

　　宋庆龄：中国知识分子不满意现状的已经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