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不改山西口音

　　本刊记者　李荣刚　刘元亮

　　亲不亲，家乡人。华国锋同志对山西的亲人，怀有深厚的感情。1991年，华国锋同志见侄女苏凤仙的牙不好，便催促她：“你的牙去换个烤瓷的吧。你看我的牙，去年换的，挺好的。”之后，苏凤仙去了山西齿科医院，换掉了十几颗牙。他又发现自己的大嫂、苏凤仙的母亲石玉环患了白内障，便赶紧接她来北京治疗：“我帮你们找医院，你们自己出医药费。”1997年和2000年，苏凤仙陪着石玉环两次到北京治疗眼睛，都住在华国锋同志家里，每次一住就20几天。回山西后，她们逢年过节都会收到华国锋同志捎来的小礼物，水果、月饼、饼干……大多是吃的。苏凤仙也会给叔叔“回礼”，都是山西特产。华国锋同志一般不进甜食，但苏凤仙寄的家乡特产他一定要尝尝。

　　2001年华国锋同志80大寿，苏凤仙在电话里说，要到北京给叔叔祝寿。华国锋同志“不批准”，但苏凤仙还是提前一星期到了北京，住在一间便宜的旅馆里。“到了2月16日，叔叔生日那天，我突然出现在他家里，他很惊讶，也很高兴。”

　　寿宴很简单，一顿家常饭，一个生日蛋糕。席间，华国锋同志对孩子们说：“改革开放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国家的前途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们要节约，不要铺张浪费。”生日宴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同志站了起来，背诵了一首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06年春天，华国锋同志最后一次和侄女团聚。4月，苏凤仙去澳大利亚看女儿，临行前探望华国锋同志。年迈的华国锋同志拉着苏凤仙的手说：“照相，我们照张相！你什么时候从澳大利亚回来？回来时也看看我。”一个月后，苏凤仙带着礼物回来了：用澳大利亚绵羊毛织的一件毛衫、一条毛裤和一床毛毯。华国锋同志拿着礼物，呵呵直笑。“婶婶在旁边说，‘不能要，不能要，不能养成收礼物的习惯。’”苏凤仙说，“我一听，急了，连忙说这是保护腿的，叔叔的腿不好。”“好，好，保护腿……”华国锋同志笑道：“我就留下毛毯吧，这是你的心意。其他的你拿回去。”

　　对交城的乡亲，华国锋同志也同样亲切。华国锋同志会客，一般都只有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但家乡人来了，常常一上午都谈不完。秘书催他，他说：“再谈一会吧，家乡的人来一趟不容易。”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之间，华国锋同志要打一次针，只要家乡人在，他会让护士来客厅打针，为的是不中断谈话。交城县志办主任田瑞，是《华国锋在战争年代》一书的主编。由于写作上的需要，从2003年起，他多次探望华国锋同志，是和华国锋同志见面次数最多的交城人。田瑞说：“有意思的是，华老到老都讲‘土话’，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交城话。有些词，现在的交城年轻人都听不懂了。比如有一次，华老见我进屋，便用浓浓的交城话说‘你又来瞭(看)我了？’然后哈哈大笑。”

　　华国锋同志向来不收礼，唯独家乡人送来的小米、红枣、玉米面，他会高兴地收下，但反复叮嘱乡亲：“下次不要带了，这些够吃很久。”田瑞告诉记者，2006年，他带着一些家乡的骏枣去看华国锋同志。为了让华国锋同志高兴，他说这是从华国锋同志外婆家的枣树上摘的。华国锋同志一听，马上拿起一颗枣，还没洗就放进嘴里。刚咬开，他就说：“田瑞，你骗我，我记得姥姥家的枣是白瓤，你这枣是绿瓤。”但他还是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糖尿病人不宜吃枣，老伴急得连声阻止：“一次只能吃一个！”但华国锋同志不听，接连吃了好几颗：“交城的骏枣最好吃了。”

　　生前嘱咐要回卦山

　　怀着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国锋同志生前交代亲人，他过世之后，要把骨灰葬到交城的卦山。“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

　　2008年9月1日，记者驱车来到卦山，这里满山松柏，苍翠欲滴。从卦山到华国锋同志的出生地——交城县天宁镇南街，大约3公里路程。南街位于县城中心，是一条南北走向、狭长的深巷。在巷子南端，有一座典型的山西农家小院，华国锋同志的父辈当年就租住在此，房东姓张，至今张家仍有后人在这儿居住。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张家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女子，讲述了张家代代相传的华国锋同志往事。当年，华国锋同志的父亲苏庆惠，15岁时从杜家庄来到交城，在“义成合”皮坊当学徒谋生。结婚时，他租了张家院子北面的几间正房，作安家之地。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同志出生了，苏庆惠给他取名苏铸。

　　如今，院子里的桃树已十分粗壮，它们见证了华国锋同志儿时在树下玩耍的情形。树荫下的房屋，年久失修，正房一间屋的门上挂着的一把锁锈迹斑斑。透过窗户，能看见里面被烟熏得漆黑的屋顶。1991年，华国锋同志回交城时，特意到自己出生的房间看了看，并留了影。他连声感慨：“到家了，到家了！”

　　从张家院子出来，往南街的北端走几百米，就到了华国锋同志租住过的另一处院子，院墙上有精美的砖雕。一位老大爷把记者领到北屋：“1930年前后，华国锋同志就住在这里，房间里的灶和炕，都是华国锋同志曾经用过的。几十年啰，住的人换了不少，只有东西还是原来的。”

　　苏家在这个院子里也没长住。不久，他们搬出了南街，到县城别的地方落脚。名字还叫苏铸的华国锋同志更是在1938年离开了县城，上卦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家人不知他的去向，直到他的同学前来报信：“苏妈妈，苏铸上山找游击队去了，他要你们自个儿保重。”

　　从此，华国锋同志便很少回家。1947年，他在山西阳曲县担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时，曾抽空回来一趟。9岁的侄女苏凤仙跑到他身边问：“叔叔，您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成华国锋？”华国锋同志告诉她，改名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华国锋三个字取自“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全国刚解放，华国锋同志又回了一次家。那次回来则给家里带来了“小地震”——他带回了新婚妻子韩芝俊。华国锋同志的母亲不乐意了：“怎么找个部队上的，部队的人回家难。她还是五台县人，你为什么不娶个我们交城本地的姑娘？”华国锋同志笑道：“我们志同道合，同甘共苦，肯定能白头偕老的。”

　　1995年，华国锋同志偕夫人最后一次回了趟交城，看了看他们年轻时参加革命战斗的地方。家乡人的热情接待，让华国锋同志心里很不安。为了不给地方上添麻烦，此后他再没有回来过。

　　今年3月20日，交城县志办主任田瑞，带着关于华国锋同志传记性的书稿来到北京，请华国锋同志审阅。翻了几页，华国锋同志便无力地放下：“田瑞，我是看不完喽。”这是田瑞最后一次见到华国锋同志。那天离开华家时，田瑞走了很远很远，回头一看，华国锋同志还站在门口目送他。那是一个老人留恋的、深情的目光。

　　来源：《 环球人物 》(2008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