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九)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他在童年时代其父母也为他过生日，过法并无特别之处。因为，他的父辈是农民，家境并不富裕。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立志走出乡关，并声言“学不成名誓不还”之后，无论是长沙求学，故乡建党，穗沪生涯；还是秋收起义，井冈战斗，苏区创建，以及长征壮举，他忙于发动民众，领导武装斗争，把生死都置之度外，昼思夜想的只有革命和人民。那时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一样，都不过生日。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许多人祝过寿，但拒绝别人为他做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得解放，人们想为毛泽东祝寿，但他坚持说：“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步入老年以后，开始注意起自己的生日，但从不接受别人的宴请。他有时在12月26日这一天，邀请一些人聚一聚。餐桌上没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套话，更没有寿星端坐，接受别人祝寿之类的旧俗。只摆几个简单的菜和一些红白酒，与人聊一聊。这种寿辰小聚往往像开会，充满了政治内容和时代特色。毛泽东的“生日”，时过时不过，过法各不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五十岁生日：拒绝做寿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于是党内一些同志提议为他做寿，同时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年的4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致信毛泽东，报告了这一计划。这是毛泽东1910年离开故乡以来，第一次遇到“生日问题”。

　　此前，延安一些同志已开始着手准备。任弼时郑重嘱咐毛泽东的好友、诗人萧三：写一本毛泽东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毛的秘书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为使萧三集中精力写成这本书，免除了他的一些会议活动，力争12月下旬写成。为此，萧三访问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搜集了大量素材。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在与他聊天时，也零星地谈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根据这些材料和萧三自己做学生时与毛泽东的接触，准备写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公开发表。

　　毛泽东看了凯丰的信，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能做这类事，何况又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经过认真考虑，他在4月22日给凯丰回函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在这封信中，针对凯丰所言“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尚没有成熟。”这番话，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理论的冷静评价和高标准要求。

　　既然毛泽东对做寿之事明确拒绝，所以到了12月26日，延安各界都没有什么祝寿之类的举动。萧三为毛泽东作传的计划也就放缓，他那篇长文延至1944年7月初才在《解放日报》上刊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看了，几次传话给萧三，让其停止写他个人，后来还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争辩说：“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写党的斗争是不可分的，这有重大教育意义……”

　　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的寿辰为何日，这就引出一个关于毛泽东生日的小插曲。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宴请五六名高级干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饭后漫谈时，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岁数，毛说是光绪十九年癸巳生人。续又问月日，毛说是阴历十一月十九。续范亭这才知道，毛泽东比他小一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九是毛泽东50岁整寿。他当场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大家听了鼓掌说好，毛泽东笑着点头致谢。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拒绝为自己做寿，“怕生出不良影响”，但他对许多老同志的生辰却记挂在心，如对吴玉章、林伯渠、朱德、徐特立等，用书信、题词或其它形式热情祝寿；他还邀请住地枣园村24位年过60的老人赴宴，为他们集体祝寿。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他人第一”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