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在本报前段时间一篇关于昌乐骨刻文的报道中(见本报10月28日五版《考古专家:昌乐骨刻文早于甲骨文》),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对此有了新说法。根据他和国内相关专家的鉴定,基本推断出在山东昌乐发现的骨刻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古文字的出现时间将大大向前推进,甚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也有可能发生改变。

　　作为昌乐骨刻文的发现者和鉴定者,刘凤君正全力进行着对这批文物的解码和破译工作。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透过昌乐骨刻文带给我们哪些信息呢?

　　文字可能由蓝宝石刻划

　　据刘凤君介绍,昌乐骨刻文均属阴线刻。在放大镜下,能够清楚地辨认出它是用硬实工具刻划成的。笔画的两侧硬石工具刻划骨头时出现的凹凸边沿自然明显。“有的骨头清洗干净后,阴线底部硬划的痕迹清晰可见。”刘凤君指着一块洗干净的骨头对记者说。

　　观看桓台史家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出土的刻辞卜骨,可清楚地看出是用金属刀采用左右两斜刀刻成,笔画的两侧平整利索,与安阳甲骨文所用工具一样,应是使用比较锋利的青铜刀。“昌乐骨刻文所用的硬石工具可能采用的是昌乐盛产的蓝宝石。”刘凤君初步推断。据当地群众介绍,昌乐蓝宝石在没有被大量开采之前,俯拾皆是。特别是一种长约5厘米的蓝宝石,可加工成细长锋利的刻划工具。

　　昌乐骨刻文刻划得精细流畅,十分娴熟,尤其是它的微刻艺术,令人叹绝。有的字长宽仅0.15—0.2厘米,要靠放大镜才能观察清楚,但都刻划得清楚可辨,流畅有力,可与良渚文化玉器微雕图案媲美。“昌乐骨刻文高超的刻划技法也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已经有专门从事文字创作和纪事的‘书法家’了。”刘凤君同时推测,“这些书法家在当时应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刻字的章法布局自由舒适

　　记者发现,一块骨头上多数仅刻或残存1到5个字,刻6到10个字的也占一定数量,10个字以上至20多个字的骨头为数极少。章法布局应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自由舒适型。据刘凤君介绍,这种文字大约有三种布局:一种是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发现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他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型;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符,周围再刻划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的布局,可称为散落组合型;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成行的布局,这种布局发展成今后书法艺术的主要布局形式。

　　“昌乐骨刻文字的尺寸和造型差距很大,有的是用弧线组成的动物和人物形象,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植物和动物形象,还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符号。”刘凤君指着面前桌子上的几块骨头介绍道,它们有的面积较大,约在7.5厘米×6.5厘米至2.5厘米×2.1厘米之间,大多是2厘米×1.5厘米,还有一些属微刻艺术。“根据初步观察分析,如果是在一个组合字群里,大字与小字可能有着内在联系和区别意义。”刘凤君说。

　　“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

　　“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仔细观察和分析昌乐骨刻文,只能用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对其做出解释和说明。它的字体结构和造字规律一部分是简笔画或形象符号,另一部分是根据一定的“指事”要求,由多个简笔画或多个形象符号组合成一组“整体”的字,也可以说是用一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画”,或“画”出来的“字”。所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及天覆地载等楷书和行书的理想造字与书写概念在这里得不到充分的解释,而绘画的一些线描基础技法则可以在多数字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

　　关于文字的起源,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和仰韶文化刻划的符号都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昌乐骨刻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把指事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通过对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的研究,刘凤君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很明显,昌乐骨刻文是一种记事现象,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字。”

　　据刘凤君介绍,昌乐骨刻文多数字的书写刻划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先刻划出主要部分或中间核心部分,如昌骨1的龙字,其造型是先刻划头部,再刻划身体躯干,最后补上腿和爪子等部位(图一),在这里,动物的形象得到了理想的浓缩和概括。其二,大多数字都有一个主要线条,这条线可能是一次刻成,也可能是连续几刀刻成,然后根据需要,在其主要线条周围补刻物象所需要的其他部分线条。这样的字不但造型生动,且主次分明,协调有序。

　　骨片上龙凤二字可能是“中华第一”

　　昌乐骨刻文多数是一种线描简笔画,另一部分则是指事、会意、形象符号。早期的字,也可以视为画,“书画本来同”是中国字的早期表现形式。“所以,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应是昌乐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刘凤君总结道。

　　对于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刘凤君解释说,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艺术中的符号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仰韶文化的人形陶壶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鬶等,也都是人和鸟、猪或狗等形象的再创作艺术。昌乐骨刻文将这一传统表现得很突出。当现代人看到这批文字时,首先会被像人、像动物的形象所吸引(图二)。但这些刻划并不是对自然界动物的直接摹写,而是根据需要,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对原物象进行归纳、概括和一系列的简化处理,有的甚至进行局部放大和缩小,也有的要进行移植或重新组合处理,创作出一个象形的审美物象。这正是中国早期文字的突出特点,和绘画有着很接近的创作思维。

　　“关于指事的组合象征性,可以看一下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彩绘的鹳鱼石斧图(图三),”刘凤君解释说,鹳图腾的部落,挥舞着石斧战胜了鱼图腾部落,鹳显得趾高气扬,鹳嘴中的鱼则奄奄一息,旁边竖着武力的象征——捆在木柄上的石斧。仔细分析昌乐骨刻文,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文化影响和传承关系,很多都是典型的指事组合象征性文字。昌骨7(图四),看起来像一个字,实际上是一个以鸟为主,下部附衬其他物象的指事组合象征字。通过这些“鸟”字和这些“人”字分析,可以看出昌乐骨刻文对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影响很大。

　　而关于龙凤文化与凤字的多样性,刘凤君解释说,龙凤文化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一个领域。史前龙文化的典型艺术作品,当首选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人物驭龙图。龙长近两米,昂首长颈,舒身扬尾,折出三停,人骑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作驾驭状,和其他的虎、鹿等大型摆塑放在一起,它传达给我们的启示是生前崇拜龙图腾的墓主人驭龙升天的精神追求,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昌乐骨刻文的‘龙’字较少,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很接近。特别是图一更酷似‘龙’字。”刘凤君说,“这个骨片上的‘龙’,很可能是中国第一‘龙’字。

　　而与“龙”字甚少形成对比的是,昌乐骨刻文中“凤纹”样的字很多,在70多件骨刻文中,有10个以上甚至是更多的“凤”字。“凤”字是“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其基本特征是身躯修长,头部高冠殊荣,长尾精美华丽,肢爪健壮有力。昌乐骨刻文的大量“凤”字具有想象丰富的现实造型美。

　　作为东夷族的文字,昌乐骨刻文“凤”纹较多并不为奇。因为东夷族是崇拜鸟图腾的民族,在东夷族里以凤鸟为图腾的部落非常普遍。仔细观察,很容易看出昌乐骨刻文的“凤”字不但字形有大小的区别,而且也有繁简的不同。除了因刻划时间不同导致的一些差别外, 可能也反映出一些实质内容的不同。

　　据专家解释,这些“凤”字很可能是各部落的族徽,他们之间经常以各种方式进行交往,并随时记下这些交往情况,最简捷的记载方式就是把对方的族徽记下来。刘凤君认为,“凤”字出现各种差别,应是各部落族徽不同的原因。这种不同可能说明了部落之间的地位不同。昌乐骨刻文的“凤”字,大气磅礴,精美绝伦,堪称“中华第一凤”(图五)。可见,东夷文化的龙凤艺术已发展到很高水平,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东夷文化和西部中原内地的文化艺术相结合,以东夷龙凤文化为主,融汇成中华民族的龙凤文化艺术。

　　本报记者　赵秋丽　通讯员　吕善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