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贾平凹屡次入围茅盾文学奖，又都抱憾而归，此次终于凭借《秦腔》获得该奖。得知这个消息，贾平凹的庆功宴是一顿羊肉泡馍，在颁奖典礼上，他也说着一口旁人难懂的家乡话。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贾平凹称，并非刻意不说普通话，而是学拼音时正巧逃学了，而多年来的人生际遇，包括《废都》等作品带来的争议，也让他“说话的能力减弱了”，只是在写作中“张扬”着自己。

　　获奖

　　以前落选或因《废都》

　　新京报：《秦腔》先后获得过六项较重要的奖，这次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贾平凹：能获得茅盾文学奖，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大奖，专奖长篇小说。我写了多部长篇，这也是对我的长篇小说的一种肯定。

　　新京报：你之前的作品《高老庄》、《怀念狼》其实都入围过茅盾文学奖，也有人说，你是“习惯性落选”，你觉得这次《秦腔》最终获奖是否意味着文学的生态环境有了变化？

　　贾平凹：第一次入围这个奖是从《高老庄》开始的，《怀念狼》、《病相报告》，一直到《秦腔》，四五届了，每次穿了新衣服去等车，每次都走了回来。以前落选可能是作品还没写好，也可能有那个《废都》的影响。

　　现在写作容易，出书容易，可以说，现在的文学生态环境是几十年来最好的。记得《废都》获奖时，孙见喜和穆涛拟写个消息稿子，写了几遍都不满意，最后成文———“据11月3日法国巴黎消息：中国作家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废都》)荣获‘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奖’。这是贾平凹继1988年获‘美国飞马文学奖’之后又一次获得重要的国际文学奖。”之所以在稿子中将《废都》写入括号内，即担心有的报纸不敢让名字出现，便可以删去括号而不影响原文。后来，报纸上发出此文稿时，果然均删去了“《废都》”二字。

　　此后，《中华读书报》刊登了1997年法国各文学大奖的获奖书目和作家介绍，其中自然提到了《废都》，虽然别的书和作家详细介绍，说到《废都》只一句，但这却是国家级报纸第一次披露了获奖的书名《废都》。国外有个大作家说过，艺术生于限制，毁于自由。他的话当然和我们所说的自由还不一样，可也从中能体会出艺术不是随意的东西。

　　新京报：得了这么多奖，你对国内的文学奖和国外的评奖是怎么看的？

　　贾平凹：得奖的事就不谈了，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能获奖当然好，可以给你信心和加油，获不上了更能踏实下来做自己的事，关键是能否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至于国内的奖和国外的奖有什么不同，我没什么意见。他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作品，也不知道，因为咱不懂外语，他们读的作品也不是中文。

　　作品 《废都》带给我灾难和读者

　　新京报：很多人都觉得，《秦腔》比较难读，你曾经说过，你一般不管别人的看法，直接把心里的东西全部写出来。你怎么看待读者在你心中的位置？

　　贾平凹：《秦腔》写了一个村庄和一群农民如何一步步离开土地。它没有故事情节，人物又多，还有大量方言。但只要你慢慢地读、慢慢地品，还是可以读下去的。一个作家写作的全部意义就是有人来看你的书，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和市场，这也不是说我有多高尚，而是因为我的作品很早的时候销量就比较好。

　　新京报：从《秦腔》起，你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民众进行关注和反思。有人说，《秦腔》是“废乡”、《高兴》是“废人”，所展现出来的，是一幅乡村败落的图画。你觉得现在你对农村与农民的认识与当时相比是否有变化？

　　贾平凹：认识还没有变化。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是国家大事，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政府在努力做一些事情，但农村和农民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有许多无法改变的东西呀，其破败是必然的，有些事是人类面临的难题。

　　新京报：《废都》是你第一部城市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当时为什么会离开自己得心应手的农村题材？

　　贾平凹：一是那时我在农村生活了19年，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超过20年了，却还没有好好写过城市；再者，写农村生活必然离不开风俗民情，这些东西翻译起来很难，而城市生活中许多现代文明的东西是世界相通的，这对我是个新领域，我想再折腾折腾。

　　那时我已是40岁的人，到了一日不刮脸就面目全非的年纪，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但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宿命吗？我那时觉得我是浪得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楚难言。要写出一部东西来，赶紧写。

　　新京报：写《废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可能的风险？

　　贾平凹：写的时候没有想到风险。我写作一直不管外界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把此书列为我作品中的重要一部。因为它在我写作中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标志性，再就是它的命运和它带给我命运的变化是我难忘的。

　　新京报：因为这本书，你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也因为这本书，你被很多评论家认为堕落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贾平凹：它带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也因为它，扩大了我的读者群。比起畅销书作家，我更希望成为长销书作家，喜欢我作品的人说好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骂得一塌糊涂。

　　生活 学拼音的时候我逃学了

　　新京报：现在你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家，但是当年你也曾经有过“把那一百二十七张退稿签全贴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的经历。当年的那段生活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贾平凹：这些退稿签，一半是铅印的条子。有的编辑太忙，退稿签上连名字也未填上。那时当然也苦闷，很想把心绪调整一下。后来，社里叫我去礼泉县的烽火大队蹲点搞“社史”。我当时担心没有条件写构思好了的小说，但到了那里，和大队农科所的那帮年轻人一起光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烧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烟叶卷喇叭筒来吸，很有意思。后来，我依据这段生活，写了短篇小说《满月儿》。

　　新京报：你一直说你骨子里是个农民，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贾平凹：我的好处是能坐下来，静定思游。有时很快活，有时很痛苦。柳青说过，他如一个担着鸡蛋筐过集市的人，不怕撞到人就怕别人撞。我也是这样。我毛病很多，但可以说是善良的，能包容的，这是长期生活中养成的，因为不善于进攻，人世又如此复杂凶险，生活中就伏小、伏低吧。而写作是我个人的事，内心的事，可以张扬。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你的普通话不好，你保持乡音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为了保持你寻根文学中的乡土气息吗？

　　贾平凹：不是。我实在是没办法才保持乡音。我的语言敏感度差得很，小时候学拼音的时候我正好逃学了。没有拼音，一般发音就不准确了。不会讲普通话确实给我的交流带来很多障碍。我为什么不爱说话？一是不会说话，再一个就是说不了话。小时候，我父亲就被打成反革命了，社会也不允许你多说话，渐渐地，说话的能力就减弱了。

　　新京报：都说五十知天命，现在面对种种争议，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贾平凹：我一生遭遇了四次大的争议：早期批我“政治性不强，艺术大于思想”；后来在“反自由化”中点名批我；再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点名批我；再就是批《废都》。我几十年里每有作品出来都争议不断，几乎是在毁誉中成长的。回顾几十年，我倒很感谢这种争议呢，如果都在说你爱听的话，那温水煮了青蛙，我就写不下去了，死了。各种声音刺激我，逼着我去写新的证明自己，整个过程下来，作品就多了。

　　本报记者 刘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