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梅兰芳和他失去的时代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那年他27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重新粉墨登台，而他的时代却不再了

　　★ 本刊记者/孙冉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

　　背景后面，那是一个世事纷乱的年代，黄马褂被嵌入了镜框，大总统走马灯地换。前朝遗老们冲北一报拳，算是向既往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诀别。

　　这时代，留欧归来的邱三爷要破京戏的规矩，办金融的“六爷”财大气粗，成了梨园界的组织者。吃戏剧饭的伶人们多少感觉到了彷徨。革命阻断了伶人入升平署，吃俸禄供养的生活方式，衣食父母成了大众。五四之后，新青年往戏院里涌，戏单子开始往大学校园里发，观众们的审美也在变，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已经没人看了。

　　那个时代差不多是民国十年，梅兰芳27岁。

　　不止是他，众人的时代都到了。

　　新文化运动打开了社会的眼界，全社会的审美心理在潜移默化。戏园子里，方桌已经撤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长椅。没人注意这个微妙的变迁，而事实上，观众已经从听戏变成看戏了。唱得好不好已经是次要的了，扮相美不美才是主要的。

　　抓住那个时代的人，此后都成了大爷。

　　不久，日本人来了。艺人们谁都不愿意“隔江犹唱后庭花”。

　　梅蓄须明志，那是在大是非中不含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在人们的期待中，重新粉墨登台。

　　当舞台的帷幕缓缓拉开，电影《梅兰芳》戛然而止。就差台下的邱如白再补一句，梅的时代已经行将结束了。

　　又四年，新中国成立，连毛泽东都不无艳羡地说，我的名声没有你的大。

　　一句话，让梅这个艺人又跌入了身份迷失的彷徨之中。

　　梅兰芳的时代

　　梅兰芳的时代也是梅党的时代，也是那个世事纷乱、主义不断的年代。

　　当时围绕梅兰芳这个名角儿周围的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一群留学日本的精英，甚至是同盟会的成员，与早期革命者很熟，也就是民国时期的掌权者。

　　代表人物就是冯耿光，民国时期在中国银行任董事。梅兰芳的收入都存在中国银行，冯是梅的“理财官员”。

　　电影里的邱如白并无其人，事实上只是梅党的一个化身，如果非要对号入座，那么邱更像极了“梅党”里的齐如山。

　　齐如山是后期才加入梅党的，他本是个面粉商人，却因梅兰芳的关系痴爱上了京剧。坚持几年给梅写信讲戏，梅在经过梅党的同意后，才将此人吸纳进组织。

　　他是梅党中最为梅竭尽全力的一个人，毕生心血用于为梅写剧本，改良戏，推介海外演出。

　　虽然这些梅党都不是职业文化人，但却有着不浅的文化修养，而且是新社会的受益者。而其他党中多属于旧文人，在身份姿态上就输了。

　　梅党与梅兰芳的共生是一种因缘，而这恰恰是梅兰芳自己选择的一种和戏剧渐近渐远的生活方式。

　　他与梅党的交往，早已突破了戏剧的界限，梅党将其塑造成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窗口，以及聚集社会名流的沙龙。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一度向世界敞开。爬长城，逛颐和园，去梅兰芳家，这是当时老外来中国最向往的3大传统项目。印度泰格尔、荷兰国王古斯塔夫、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克，都去过梅家。

　　而民国时梅兰芳与很多军阀关系已经很密切，张学良正是看梅的《霸王别姬》时，接到电话说日本人把父亲在皇姑屯炸死了。

　　梅党中不乏汪伪政府中的官员，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中，梅兰芳将个人修养和社会经验历练得更加丰富，最后游刃有余到以方寸舞台浓缩了社会舞台。

　　梅党把梅推向更广阔的世界，在信息闭塞的民国社会，有三样东西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同仁堂，孙中山，梅兰芳。民国选大总统，推荐梅兰芳当选的呼声也不低。

　　梅党带给梅兰芳的，仅智慧就已够梅受用一生。

　　据史料记载，梅党对梅一度曾达到艺术、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控制，包括梅的三段婚姻，也是梅党撮合的。

　　但这并不说明梅兰芳是个软弱无主见之人。梅兰芳在上海孤岛时期，一直蓄须明志。他没有离开，一直等待解放。那时很多中国人都看不清楚之后的光明。

　　到了1949年，时代又变了。梅兰芳北上成了新社会的同志，而与他亦师亦友的梅党们，齐如山在新社会里成了敌人，冯庚光则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在新社会第一瓢冷水中清醒

　　1949年5月，梅兰芳北上。这离他1931年南迁上海避祸，已经有18个年头了。

　　当年的老宅无量大人胡同的缀玉轩已是几度易手，有了新的主人。戏曲界，局面日益更新，尚小云已经很少唱戏，荀慧生还在演，程砚秋已后来居上，听他的多是有知识的人。老生行当里马连良去了香港，因为当初犯了错误。

　　北京的梨园生意也大不如前，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兰芳是被陈毅请去北京参加文代会的，对于新政权，梅的认识不多。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次。当时，周跟梅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

　　1948年，齐如山和梅也在上海见了一面。自从梅兰芳访美归来，梅和齐渐行渐远了。当时，齐要去台湾，梅不置可否，只是赠了一件皮草。梅兰芳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49年，梅兰芳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梅党”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

　　此后，梅兰芳的声誉日隆，地位崇高，而冯耿光则因为历史问题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他一辈子不懂政治，不搞政治，每次与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都有身边的梅党出谋划策，如今，这些人已自顾不暇了。

　　一路上，梅兰芳唯一的感觉是，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

　　在前门火车站，梅兰芳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解放军进北平，他是戏迷心中的领袖，难怪连毛泽东都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这肯定不是好事，危机随即出现。

　　10月底，梅兰芳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议，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报纸的前身是《大公报》，建国后刚刚改名，一辈子中正平和的他当着记者的面，却说出了与大潮流不符的话。

　　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一个完备的方针，改革派们怎么能受得了这股逆风。

　　他们打算展开批判，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终，这一消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传递给梅兰芳，面对这始料未及的强烈风波，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反省、思考。

　　惹事记者张颂甲和梅的秘书许姬传都分别表示愿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但都被梅兰芳拒绝了。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以变相检讨的方式修正了意见：“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这一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是一个谜。那一年，梅兰芳55岁，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都被梅兰芳获得了，他尚沉浸在当家做主人的喜悦中，就被泼了冷水。

　　此后，他明白，以后任何讲话，还得找个党员先看看。

　　梅算是明白最早的人。

　　当戏改运动在日后的十几年依然轰轰烈烈，梅却再也没有说过话了，除了那些必要的“发言”。

　　戏改以后的梅兰芳

　　天津事件后，梅兰芳得以过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似乎当年的妥协，使他获得了以后的豁免权。甚至让他保留了梅剧团。

　　晚年的梅兰芳常露面的两件事是：应形势发言和到各地巡演。每次都读写好的稿子，演戏也只能演“梅八出”，但场面依然轰动。

　　梅兰芳去到许多小地方巡演，每到一处，农民都热情地挥舞头上的白毛巾。当年，他到上海跑场子，给他搭线是资本家。

　　梅兰芳的风光不减，可整个戏剧界却萎靡不振。

　　戏改的核心，是遵循毛泽东延安的讲话精神，这使得解放前约90%的戏都没法演了。因为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二妻就不能演了；主张科学，神鬼戏不能演了；主张劳动人民翻身做主，那些仆役戏也不能演了。

　　同时，大量压缩剧团，只留下有名角儿的那么几家。可市场遭到了破坏，还是无法阻止剧团的进一步凋敝。

　　之后对于戏改的政策反复过好几次，每次争论的核心都与是否演传统戏有关。政策一宽松，传统戏放开了，戏剧界就热闹一阵；政策收紧了，一切又恢复死气沉沉。

　　自解放后，梅兰芳就到处号召京剧界演现代戏，而他自己却到去世都没有演。

　　1959年，梅兰芳入了党，适逢建国十周年，梅必须要排新戏献礼。摆在他面前的有两部戏，一部爱情戏《龙女牧羊》，另一部是改编难度较大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梅兰芳选了后者，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气似乎就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不服”。

　　《穆桂英挂帅》首演即获得了观众的肯定。这部戏成为梅晚年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徐城北在1959年曾经在北京看过梅兰芳出演此戏，他清楚地记得，先生谢了3回幕，第一次是和梅剧团全体，第二次是和主要演员，第三次是他自己。“梅先生的神情还是那么平静，完全看不出岁月带给他的痕迹。”

　　两年后，梅兰芳在北京去世。 ★

　　(感谢戏剧学者傅谨、戏协理论室主任崔伟、梅兰芳研究者徐城北对此文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