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由蒙昧步入文明的契机——涿鹿之战

　　相传在古老的时候，有两个部落曾大战中在中原，一方个个都是人面兽身，铜头铁额，面目狰狞，手持金刀铜斧、强弓大弩；另一方手执木棍、石斧石刀，显得有些寒碜。两军一接触，便展开肉搏厮杀，喊声震天。前者布下毒雾，瘴气沉沉；后者拨雾冲杀，可刚冲出霾雾，但见天空黄沙滚滚而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过后，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在这危急关头，后者把随军携带的虎豹熊罴统统放出冲向敌阵。手持金刀铜斧者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兽吓得魂不附体，有的被猛兽尖牙咬断了脖颈，身首异处；有的被猛兽利齿扒开了胸膛，血流满地；侥幸活下来的没命地逃窜。这就是古代传说中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的情景。

　　黄帝与蚩尤涿鹿(今河北省涿州)之战，为我国古代传说中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夷族集团，今河南省中部南部以及洞庭、鄱阳两湖等地的黎苗集团。那时候，人民生活以畋猎游牧为主。但渗进中原之各族，由于所在的河南平原黄土层地质较松，逐渐进入浅耕农业时代，生活日趋丰裕，因之渐成定居而发展为氏族社会。

　　各氏族为解夺牧地耕地以及猎取食物等，自然不免要发生争端。为解决和领导各族间的斗争，便产生了氏族中的共主(作仲裁之宗主)。炎帝神农氏、少氏、蚩尤分别为夏族、夷族、黎苗族之共主。夏黎两集团均处于今河南省中部，夏族由北而南，黎族由南而北，彼此为争夺中原平原牧场和耕地而发生战争，便又成为必然之势。

　　以炎帝为共主的夏族，内部团结并不坚固，各部落之间时有相互侵伐。而蚩尤之族团结似较为坚固。蚩尤鉴于夏族内部自相纷争，便率领81个兄弟氏族向炎帝发起了一场进攻性战争，在榆罔(今山东省北部)将炎帝击败，并统治夏族部分领域而自立，号称炎帝。在这威胁到夏族生死存亡的时候，夏族一个部落首领黄帝(史记卷一五帝本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初期立国于有熊(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地)，为夏族集团内之一个氏族领袖)毅然奋起，号召夏族各部落团结起来，反抗黎族蚩尤之入侵。

　　黎苗集团根据地在长江中游，而此地区当时已生产铜与锑，用辰砂冶铁等，因而蚩尤可以用金属制作兵器了。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称：蚩尤兄弟81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而黄帝则尚以石器为兵器。传说黄帝令挥作弓，夷侔作矢，剥木为兵。(易系辞谓："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这表明皇帝部族当时还没有使用金属兵器。不过黄帝在使用石兵器的同时，已能驾驭牛马以及用牛马驾车作战了。从两个氏族集团使用的兵器看，各有优势。黎苗族合作金属兵器，故利于近战；而夏族主要靠石质兵器和弓剑，则利于远战。但从实战能力看，夏族远不及黎苗族。

　　战前，黄帝知道蚩尤部族使用铜质兵器，势力强大不易抵御，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由南方发展而来，对北方天候地形不够熟悉。黄帝针对蚩尤部族这一弱点，决定采取引敌后退的战略，即一开始与蚩尤部族接触时不作决定性战斗，将其引导到一陌生的环境里，利用天时地利条件，增加蚩尤部众生活行动之困难以削弱其实力，然后乘其陷于消极被动、战斗力衰退之际，捕捉机会再予以歼灭之。

　　根据这一构想，黄帝部族与蚩尤部族接触(地点可能在今河南省中部)之后，黄帝即主动向北退，蚩尤部族随即跟踪追击。当时华北平原森林蔽野，双方究循何路进退已不可考。蚩尤部族进入河北平原后，环境生疏，气候不适，语言不通，敌情不明，以及食料饮水缺乏等，行动逐渐困难，且越深入，环境越陌生，伤亡损耗又无法补充，故精神上感受威胁亦越大。进抵河北省北部地区后，蚩尤部族因长途跋涉，极为疲劳，完全陷入消极被动，战略意志均大为衰退。反之，黄帝部族因得天时地利，则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最后黄帝于涿鹿一带地区捕捉一特殊有利之天候，即狂风大作黄沙蔽天、蚩尤部族昏迷之际，利用指南车指示方向，率领以熊、罴、狼、豹等为图滕的部族，向蚩尤部族冲击，遂一举将其击溃，蚩尤被擒杀，同时部众即告溃散，战争就此结束。

　　涿鹿战争之后，使华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对今天的汉族来说，则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汉族今天占全国人口的94%，占世界人口约1/5，这不能不说与华夏的始祖皇帝的功绩有一定关系。与皇帝有关系，很重要的是起因于这一次战争。汉族本由华族发展而来，而华族是由夏族数千年同化其它民族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自涿鹿战争后，黄帝得到夏族各部落之拥戴，一时声威大振，周围其它一些小的族部也纷纷归顺黄帝，尊奉黄帝为共主。黄帝则乘战胜之余威，继续对四方大事征讨。《史记》上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当时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今山东省)及岱宗(泰山)，西对崆峒，登鸡头(崆峒、鸡头皆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南至于江，登熊湘(熊山今湖南益阳县西熊耳山；湘山在岳阳县西南)，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今河北涿鹿县西北)，可见黄帝当时之兵威，已远远超出夏族原有之领域，达到夷族及黎苗族活动之范围。但是，在此时代，各部族均以游牧为主，时有迁徙往来，尚不能称已建立起固定之国界，只是反映了黄帝声威远播之情形。黄帝对周围部族影响的扩大，夏族在其它氏族中的影响也随之增大。久而久之，周围许多氏族不是归顺夏族，就是被夏族同化。在夏族日益发展扩大的同时，其人口也不断增多，这就是今天汉族人口之众多的重要渊源。

　　涿鹿战争之后，方圆数百数千里慑于皇帝威严，各宗族安分守己，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样就使得中原及其四方趋于安定。因而各宗族活动的地域便相对固定下来。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使得氏族成员由游猎为生逐步转向稼穑为生。从稼穑为生中，使人们逐步懂得了劳动创造的意义，体会到了劳动创造的好处和快乐，从而使得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考古学证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了很大进步，农业方面出现了一批新的翻耕工具和收割工具。作物种类增多了，黄河流域以粟、黎为主，并出现了稻、麦、高梁；长江中下游以稻为主，还发现了花生、芝麻等作物。家畜饲养也发达起来，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在种类上更是六畜俱全了。

　　除农业之外，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不长的制陶业已开始使用陶轮，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工艺技术达到了相当水平，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至今仍难仿制。随着夏族与黎苗族的同化融合，南方的金属冶铸技术逐渐传到中原和北方，使得金属冶炼得到普遍发展。今天很多地方出土了这时的红铜或原始青铜的小件工具、饰物以及铜渣、钳锅等冶铸遗存，表明"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玉器制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长江流域已会采用琢、磨、雕、刻、镂、抛光技术，也成批制作精美的玉石礼器和饰物。稍后，黄河流域的琢玉工艺也发展了起来。另外，已出现了纺织品，黎民百姓过去是兽皮蔽体，现已有了衣服。这些标志着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建筑业已由此兴起，黎民百姓普遍修房屋以避风雨，黄帝及其它共主开始营造宫室。《白虎通》载："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人民由穴居荒野到修建房屋定居，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变化，由此必然引起人们的家庭观念、亲缘关系、交往方式、生活习惯等发生改变。

　　涿鹿战争之后，黄帝还领导了各种创造发明活动，如发明舟车、文字、弓矢等。传说上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垂衣裳而天下治"以及所谓"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等等，都是对黄帝当时文化生活改进之记载。由此可见，华夏民族虽自新石器时代之初，已经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但定居中原后从事各种发明创造，将人类野蛮生活推向文明时代生活实从黄帝开始。

　　涿鹿战争对华夏战争影响最深的还是在军事方面。由于涿鹿战争是部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结局又是以黄帝之弱势胜了蚩尤之优势，之后黄帝又趁势收复了中原，使夏族各部落实现了团结统一。此后，又进一步征服了其它氏族部落，使黎族、夷族等与夏族结为同盟，这都与黄帝的军事才能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有极大关系，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首领虽然无法从理论上学到黄帝的用兵韬略，但从所闻所传中间接地领略到黄帝的兵法，并代代相传，这就为华夏的军事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涿鹿之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帝蝗军事谋略和用兵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首先，他能够正确地利用天候地形，使其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战争主动权。后来，孙子在其兵法行军篇中阐述山谷、河川、斥泽、平陆四者之战斗原则以后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史记·五帝记》)，可见黄帝这一用兵计策已被后人承袭并上升到理论而流传下来。其次，黄帝采用诱敌深入、相相歼之的战略是非常高明的。黄帝深知自己部族的战斗力不如蚩尤之黎苗族，战争一开始决战有可能失败，因而他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敌人从河南引诱到河北的涿鹿，待敌人十分疲惫之后，选择一个有利的天气和地形，才与其决战，并一举获胜。这一战略实为弱军战胜强敌的高招，被后人一直继承了下来，并被奉为弱军制胜的经典。再次，利用各种野兽协助人进行战争，也为后来动物参战开创了先河。除此之外，这次战争对之后的兵器制造以及技术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许多史书上称，涿鹿之战是中华民族在发展时期兴亡绝续之大事。

　　总之，涿鹿之战是华夏人民脱离原始野蛮生活而步入文明时代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不仅使本族人民首先浸沐文化之曙光，而且因夏族文化之高展远达，超越群辈，它有如晓日初升，照耀海宇，使四邻各宗族闻风向慕，为尔后华夏大地上各民族逐渐同化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根基。

　　黑郁金香摘自《中国古代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