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百家讲坛》的困境　是谁的尴尬?

　　李培

　　有这样一段老话:有私塾先生把《论语》的“郁郁乎文哉”,讹读为“都都平丈我”,学生们习而不悟。一日,新的私塾先生纠正了这个错误,学童皆骇散。时人嘲笑云:“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虽是笑话,但多少道出了大众对于接受思想文化的一种实情。

　　如今,在不少“郁郁乎文哉”的学者眼里,《百家讲坛》就像那句蹩脚的“都都平丈我”:易中天品三国,像在说评书；于丹讲《论语》和《庄子》是在励志,而非国学；刘心武的《红楼梦》连续十几讲,不断地探秘解密,像是电视剧式的铺陈叠述；阎崇年的清史讲座,是对历年清宫戏的疑点解释,出发点像极了近年清宫戏的套路……所以,《百家讲坛》收视率一下滑,骂声、倒声、打压声都来了。以笔者揣摩,“打压派”者大抵会端出一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取法其下,法不得也。”似乎在真正的国学复兴之中,如果让仍对国学蒙昧未懂的大众喝下《百家讲坛》劣质不纯的酒,很可能流毒后世。似乎问题的关键一下子变成了现代中国以及生活在今时今日现代文明的中国大众需要怎样的国学?

　　著名学者曹聚仁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孔子现在还活着,看到了所谓的五经,连《论语》、《礼记》在内,他可能一字不识,一句都读不出来。因为孔子所识的“日”字是“圆”的,而今的“日”字是“方”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也曾说过,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在今天,国学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

　　可见,国学传承在今天的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活用；国学对大众的意义不在于故纸堆里的死学问,而在于一种熏染。窃以为,即使是“郁郁乎文哉”派的学者,估计也没人想重蹈乾嘉考据学派的覆辙,那种对国学遗其大而传其小、精细至极的文献学研究,看似高深,实则退化成一种知识表演和智力演练,仅仅在一部分相当高水准的士人阶层流传,完全退出了社会和大众视野,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步入了死胡同。从这个角度上讲,于丹的心得能借古人之语启迪现代人心,就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更何况,对《百家讲坛》来说,“到底需要怎样的国学”这样的追问又显然是戴错了帽子。《百家讲坛》编导万卫明确地表示,《百家讲坛》的观众定位是初中文化水平。可见,如果说单单面对处于知识底层观众群体的《百家讲坛》能伤害真正的国学,显然是一种幻言幻听。就像清末维新志士对当时国粹派的复古头脑那句讽刺:“倘真正是国粹,何必急急去保?”

　　儒学自古讲究经世致用,国学在今天传承的意义也在于观照现实。与其将《百家讲坛》的困境追究为一个节目的尴尬,不如将其视为国内整个学术界走向大众的尴尬,它或多或少折射了在时下这股大众文化方兴未艾的热潮中,太多囿于象牙塔的书斋型学者的角色缺失。在一个娱乐致死的时代,《百家讲坛》学术娱乐化的路径或许值得商榷,但它昔日之成功、今日之衰退都值得更多学者深省,绝非“娱乐致死”一句盖棺论定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又有什么比把浸淫在肥皂剧泡沫中的观众抢夺到大学教授的麾下更值得学者们聊以自慰的呢?又是什么比电视讲坛上犹见古人的那一声长叹一个手势对那些身心俱浮的电视观众更有益呢?所以说,今天的《百家讲坛》需要的不是弃之如敝屣的指摘诟病,而是学者们的群策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