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里的“流金岁月”

　　1971年，“国史”整理再度启动，部分点校任务分至上海，前期搜集的资料和校勘成果也随之转到上海，整理完成仍用中华书局名义出版。中华书局部分职工返京，没有地方办公，便进驻了原先是文联办公地点的王府井大街36号楼。上个世纪后半期，中国最为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家几乎都汇聚在这里。1976年5月2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外头还在干革命，里面等于进了沙漠绿洲。回到了真正做学问的年代。” 第一批从干校返回北京、时任《金史》责任编辑的崔文印回忆。心情空前舒畅的启功在工作之余或午休的时候又忍不住写写画画起来，随便抻一张纸，信手挥几笔，成为了中华书局一景。

　　中华书局给王仲荦提供的是一张乱世里的书桌。王仲荦在山东大学有办公室，但是他从来不去，如果学校里有事，校长、书记都上他家里来开会。中华书局则是他呆了10年的唯一的办公室。他在动乱中长大的孩子们，多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原来会写诗，而且受到过章太炎的赞誉。王仲荦解释，诗都是有感而发的，但是这个时代有感而发就会出问题了。但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时间里，他乘兴留下了不少诗词，如“校书才搁笔，还对水仙花”。点校之余，王仲荦抽空整理了自己的旧著。这些作品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夫人郑宜秀在新版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譬喻了这段时光：“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而这个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个时代的黑暗衬托下，诚如雨天里的布谷鸟，近处听着，它的叫声没有别的鸟儿响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国秋雨的烟朦中传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