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无限夸大诸葛亮的智慧与能力，把他描写成“多智而近妖”。而历史学家胡觉照认为，从树立、拔高诸葛亮个人形象，直到将他塑造成一个完人而推上神坛，是《三国志》、历代政治家、史学家、《三国演义》等集体力量的结晶。

　　崇拜的发端

　　诸葛亮其所以能登上神坛，首先归功于本人的资质，即贤相、廉吏二者兼有的身份。这不仅是统治阶级需要的，也是整个社会需要的，它是社会各种矛盾的润滑剂，是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支撑点，这种官员十分罕见，因之也就更可贵。

　　刘备死后，诸葛亮集军、政、财、文大权于一身达九年之久，必然会形成个人崇拜，另有三个因素使个人崇拜得以深化：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民众的严密控制，只有九十四万人口的蜀国，官吏竟有四万多，军队十五万，平均27.5人养一个官，并负担近五个士兵，在后方生产第一线的，已只能是妇孺老幼了。民众供养了庞大的国家机器，庞大的国家机器反过来又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利剑，以妇孺老幼为主体的西蜀举国，就难以形成反抗的力量。

　　二是对外战争转移了民众视线，不满情绪容易转化为同仇敌忾，原本就不能代表自己的民众，更将战争的胜利结束，丈夫、儿子荣归故里的希望，一股脑寄托在诸葛亮身上。

　　三是严刑峻法的威胁。这是诸葛亮治蜀的基本思路，将严刑峻法贯彻始终，使得百姓不满情绪只能藏匿于胸腹无法沟通，高压之下出舆论一律，出赞词颂歌。久而久之，这些虚假的赞词颂歌就成了全体国民普遍的思维模式。

　　诸葛亮五伐中原时，形势远远恶劣于夷陵之战前，丞相身份远逊于唯我独尊的皇帝，但同僚们却无人敢讲不同的意见。这说明，诸葛亮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人与神之间已不能交流而只能顺从。

　　《三国志》

　　拔高、隐瞒史实塑忠臣

　　陈寿出生于益州巴西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生于公元233年，诸葛亮死时年仅两岁，从学于蜀国典学从事谯周(教育部副部长或部长助理)，出仕后任观阁令史。他父亲曾是马谡参军，身份当是高级军官，军人的思维较为单纯，以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为目标，故崇尚战争，不可能认识到诸葛亮治国方略的错误，其父的认识必然影响到陈寿；优越的家庭环境，使陈寿无法了解到战争带给下层民众的深重苦难；陈寿的后辈身份和低微的官职，自然生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更加之诸葛亮死后，蒋琬、费、姜维等解决不了宦官黄皓的专权与胡作非为，陈寿也因不肯曲意阿附而屡遭贬黜，从而对诸葛亮就有了更多的崇拜与怀念，容易忽视其过失而追念功勋。所以在传记中发生了诸多偏颇，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诸葛亮时代，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一切都为了战争，民众的疾苦生死当然会无暇顾及。然而在所有人的传记中，却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只字未提蜀国人口急骤下降的事实及原因，对北伐中前方将士的叛变，《晋书·宣帝本纪》中记述得十分明白，而《三国志》却加以隐瞒。

　　其二，在记述诸葛亮治蜀德政时候，结论性语言过多也过于抽象，并没有实例作支撑。这同书写其他人传记的手法颇为不同，也违背了治史的证据原则。

　　其三，为了塑造诸葛亮的忠臣形象，陈寿立传有曲笔。在诸葛亮、诸葛均兄弟二人何以去隆中躬耕一节，陈寿曲笔下写了：叔父诸葛玄带着他二人去豫章(今南昌)接任太守职务，后来朝廷改派了朱皓，诸葛玄就带他二人去荆州投靠故旧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兄弟二人躬耕陇亩。这是难圆其说的。《献帝春秋》记述的事实是：豫章太守周术死后，刘表推荐并经袁术同意(属袁术辖区)，诸葛玄带着两个侄儿前往豫章就任太守。但朝廷没有批准刘表的推荐，而派朱皓前去接任，大概是诸葛玄不肯移交的原故，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兵攻打了进去。诸葛玄兵败后退居西城，西域百姓蜂拥而起杀了他。那末，诸葛亮兄弟二人的去荆州，只能是自己的选择。

　　其四，为塑造忠臣形象，陈寿对诸葛亮有亏臣节的内容都隐瞒不书。南征回成都之后，仅以不足挂齿的功劳，诸葛亮已欣然接受了五锡，即：“金斧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同曹操比较，诸葛亮显得性急了许多，这些有亏忠臣形象的重大内容，陈寿一概隐瞒了。

　　陈寿对诸葛亮的拔高和隐瞒，已将传主推到了近似完人的地步。关于后人指斥陈寿因家父被诸葛亮剃光头发而挟嫌报复事，是不攻自破的恶意中伤。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将街亭失败的责任分剖得十分明白：“马谡背离诸葛亮的调度安排，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和部署(原文为“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其父是马谡参军，马谡的错误，同其父自然联系在一起。此段史料已证明，陈寿不仅无报复之嫌，而且有自认父亲之短的美德。